1936年，震撼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后，全國沸騰，張學良將軍在12月12日向全國廣播的抗日救國八點要求，因南京政府封鎖新聞，遲遲不能傳出。囚禁在西安的蔣介石的生死，為中外所注意。

外國通訊社興風作浪，企圖渾水摸魚，美聯社甚至稱“張學良已經把蔣介石殺死”，日本報社則造謠說，事變背后有蘇聯陰謀；《真理報》和《消息報》都在社論和消息中譴責張學良搞“反動政變”，并認為這種政變是在迎合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需要。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日本政府居然在15日發出通電，稱“為使國民政府無北顧之憂，得以專心討逆”，關東軍停止對綏遠的軍事行動。親日派、南京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隨即于16日組織討伐軍并派飛機到陜西轟炸。一些悲觀主義者預測中國頃刻之間即將大亂。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描述當時的情況時說，“中國更象（像）是瘋人院一樣的地方”了。

惲逸群同志當時在上海一張四開小報《立報》任主筆，以其對國內外政局特有的洞察力，從五花八門、紊亂如麻的消息中理出頭緒，抓準事件演變的必由之路，在14日和15日兩晚，連續撰寫評論指出西安事變有和平解決的可能，并且斷言：“中國決不會變成西班牙第二。”

這兩篇評論，和中共中央在陜北召開緊急會議所作的決策不謀而合，由于《立報》當時發表了這幾篇有獨特見解的評論，蘇聯塔斯社為此通知上海分社，每天把《立報》評論用電訊發到莫斯科總社。

在西安事變的輿論宣傳中，惲逸群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本文摘自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