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4歲。相對于我的前輩而言，用“抗戰記憶”顯得有些夸張。因為我生于太平洋戰爭爆發的1941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以天皇詔書的形式向全世界無條件投降了。記憶是人腦對客觀事物信息進行的儲存和提取。一般說來，人從3至6歲才能形成記憶，但我確實留下了一些兒時的瞬間記憶；后來長輩又將他們的歷史記憶講述給我聽，于是就形成了我的“抗戰記憶”。

我的祖籍是湖南長沙，出生地是重慶歌樂山的中央產院。長沙和重慶，都是在中國抗戰史上不能忘卻的城市。1938年11月12日至13日凌晨，蔣介石曾密電湖南當局，以“焦土抗戰”為名火燒長沙，史稱“文夕大火”。“文”是當日電報代日韻目，“夕”即夜間之意。長沙頓時一片火海，全城5萬余棟房屋被燒，兩萬余人被活活燒死。

1939年至1942年，中國軍民進行了三次著名的“長沙大會戰”，殲滅日本侵略者11萬余人，直到1944年6月19日才被日軍攻陷。所以，抗戰期間的長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也是一座悲壯的城市。

我之所以出生在重慶，是因為生父在重慶農民銀行工作，1937年11月，當時的政府機構遷往重慶，1940年9月6日正式將重慶命名為“陪都”，即“輔都”或“副都”。因此，重慶長期成為日本飛機進行“疲勞轟炸”的目標，其中既有蔣介石的曾家巖官邸、國民政府大禮堂、英國大使住宅，更有廣大的平民區。我剛出生的當年7月30日、8月10日、8月11日、8月22日、8月23日、8月30日、8月31日……都有大量日機對重慶進行狂轟濫炸。我出生前一月6月5日，重慶更是發生了“校場口隧道慘案”，死傷千余人，死尸堆積如山，成了可以跟“文夕大火”并提的另一慘案。

重慶實在待不下去了，母親只好帶著剛滿兩個月、骨瘦如柴的我從重慶逃難到鳳凰。從山城重慶逃到古稱“五溪蠻地”的湘西，需要翻崇山、渡惡水，以當時的交通條件，母親經受的苦難可想而知。姨媽告訴我，媽媽帶我見到外祖父時，她滿臉塵垢，衣衫襤褸，除了懷抱著一個體重不足6斤的娃娃之外，身上別無他物。更倒霉的是，我媽中學上的是教會學校，聽牧師說戰爭期間會保護教堂，便建議外祖父把家中的一些財物寄放在一個縣城的天主教堂。不料，日本轟炸機并不敬畏“上帝”，那座小教堂被炸，夷為平地，外祖父寄存的那點財物也灰飛煙滅，只好靠朋友救助為生。

更可怕的是，長沙淪陷之前，有一次外祖母帶我回長沙取點衣物，但返回鳳凰的途中遇到了清鄉的日本兵，外祖母帶我躲在一個石橋的橋墩下面，叮囑我千萬不能出聲。如今耳邊還似乎響起那隊日本兵軍靴的鐵蹄聲。他們過橋后，看到一處小茶攤，有幾位路人在喝茶，他們就端起機槍來掃射。這確實是我此生最早的“瞬間記憶”。后來，外祖母夸我聽話，說萬一我哭喊出聲，那我們祖孫就會丟下性命了。

如今有朋友詫異，問我為什么17歲就能從五年制的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我現在公開解釋：這完全不是由于我早慧，也不是北宋時期“方仲永”那樣的神童，而只是因為母親當年在鳳凰難童教養院當教師，所以4歲的我就進了教室，坐在后排一角，我能記得的是，當年棉衣上有虱子，上課時尿過褲子，被媽媽揍過幾次。像我兒時的這種經歷，只是中國億萬普通民眾中的一例。

我童年時期還有一件難忘的事情。1947年，上海昆侖影業公司攝制了一部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蔡楚生、鄭君里導演，白楊、陶金、舒繡文、上官云珠等主演，分為《八年離亂》與《天亮前后》上下兩部。新中國成立后，又于1956年重演，由7個小時剪輯為3個小時。我記不清母親帶我看過多少次，影片表現的是抗日戰爭時期廣大民眾悲歡離合的生活。每次上映時，放映廳都會哭成一片，因為影片喚起了廣大觀眾的抗戰記憶，正是因為這種記憶，我后來聽到《怒吼吧！黃河》這首歌時，有兩句歌詞頓時就會讓我熱淚盈眶：“五千年的民族，苦難真不少！鐵蹄下的民眾，苦痛受不了！”

我真正跟日本人面對面地接觸，是在抗戰勝利之后。那時我們家從鳳凰搬回長沙。當年長沙城區不大，“南門到北門，七里零三分”。我常在街上看到一群群日本戰俘在修馬路，一個個也長得像普通農民一樣，后來被分批遣返回日本。如果沒有被軍國主義教育煽動，他們在侵華戰爭期間可能也不會喪盡天良、泯滅人性。

最難忘的是在改革開放后的新時期，我從1986年到2001年，有6次赴日本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結交了不少日本魯迅研究界的朋友，也接觸了一些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的老兵。1986年7月7日，正是“七七事變”發生49周年，我們魯迅博物館一行在日本仙臺訪問，晚上仙臺各界人士為我們舉辦了歡迎儀式。日中友協仙臺支部的代表發言，有一位滿頭銀發的日本女士說：“我1921年出生在中國，很想跟中國人交朋友。但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后，我們似乎跟中國人之間產生了一道厚障壁。1953年，我回到日本，一直為日中不再戰而貢獻力量。”一位叫村橋實的老人沉痛地說：“我參加過侵華戰爭，深刻反省自己的過去。我今天要為日中不再戰而奮斗。”

《舊唐書·魏徵傳》有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我們珍視中日兩國的傳統友誼，但只有“以史為鑒”，這種友誼才能建立在穩固的基石之上，并不斷深化延續！這就是我在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的一點隨想。

（作者陳漱渝系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魯迅博物館原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