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安樂皆由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應該既充滿活力又擁有良好秩序，呈現出活力和秩序有機統一。”

新時代，我國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大力推進社會治理領域改革創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之路，開辟了“中國之治”新境界。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把“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和手段”作為“聚焦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的重要內容，為完善和創新社會治理指明了前進方向。

7月15日，全國政協在京召開“完善和創新社會治理”專題協商會，與會委員聚焦“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和手段”這一分專題展開熱烈建言。

探尋“智治”之方 以數字技術賦能社會治理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

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數字技術正在深刻改變社會治理的理念、機制和方式。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丁光宏認為，通過“數字政府”“智慧社會”的構建，可以實現治理模式從經驗驅動向數據驅動、從被動響應向主動預警的轉變。

“就目前而言，數字技術賦能社會治理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丁光宏建議，要搭建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有機結合的治理生態，政府部門要從構建數據全生命周期管理體系的角度出發，精準打通人工智能、大數據與基層治理的對接通道，實現從“業務數據化”向“數據業務化”的量變到質變，推動數字技術與社會治理深度融合。

作為基層治理的重要手段，街道執法直接關系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鞏富文在開展相關調研時發現，基層執法數字化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他認為，執法數字化有利于實現跨部門數據共享，打通信息壁壘。他建議，推廣“非現場執法﹢移動終端”模式，通過技術手段減少對現場檢查的依賴，同時利用移動終端實現高效、精準的執法操作，提升執法效率。

“充分應用App、短視頻等，建設群眾喜聞樂見的數字化應急教育平臺，提升社區居民安全應急意識、知識和能力。”

“開發‘家風AI評估模型’，評選‘最美家庭’、開展‘婆媳互夸’等活動，培育家庭治理創新項目，厚植基層治理文化根基。”

……

如何以“智治”謀“善治”，其他委員的建言也十分熱烈。在與會委員們看來，必須深刻把握數字化、智能化技術賦能社會治理的歷史機遇，主動識變應變求變，不斷推動其在社會治理中的深度應用，使社會治理模式更加科學、更加智能、更加精細，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美好社會的新期待。

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 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網絡空間是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網絡空間天朗氣清、生態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網絡空間烏煙瘴氣、生態惡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當今時代，互聯網已經深度融入經濟社會各領域，網絡治理已成為信息時代社會治理的新內容新領域。“當前，網絡越來越復雜，應用越來越智能，制造網絡輿論、打造網絡熱點、虛構輿情環境的技術門檻、經濟門檻越來越低。”全國政協委員、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趙澤良表示，網絡綜合治理不斷面臨新情況新問題，必須從理念、方法、能力等方面進行全面創新提升。

“網絡綜合治理的關鍵是提升能力，特別是網絡虛假有害信息、有組織網絡信息操縱的發現力，信息傳播的調控力，信息操縱的阻斷力。”趙澤良認為，需要建立平臺輿情信息自動報告制度，通過主動報告提升發現力。此外，“兩高”和公安機關要繼續加大對網絡暴力、網絡水軍、網絡詐騙等懲治力度，用法治力量推動營造清朗網絡空間。

在網絡安全領域深耕多年的全國政協委員、奇安信科技集團董事長齊向東看來，沒有穩固的安全底座，社會治理數字化創新難以立穩根基。他建議，要將網絡安全納入社會治理核心架構，從根本上破解“重發展輕安全”困局；加快推動網絡安全體系化建設，從根本上解除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帶來的復雜安全威脅；持續完善網絡安全實戰攻防演習的常態化機制，從根本上為全社會兜牢安全“底線”。

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關系國家未來和民族命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為廣大網民特別是青少年營造一個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

“最高人民法院統計分析顯示，實施搶劫、盜竊、暴力傷害犯罪的未成年人，有近六成長期沉迷網絡，受網絡不良影響產生犯罪動機的占比較高。”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政協副主席何秉群的一番發言，引發了與會委員的深思。委員們一致表示，要進一步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健全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體系。

何秉群表示，強化網絡治理，夯實網絡保護，要壓實網絡平臺主體責任，既要加強用戶管理和內容審核，及時刪除、屏蔽涉未成年人違法和不良信息，又要通過平臺規則、網絡社區公約等方式，對有不良導向的社區氛圍進行正面引導和規范管理。“平臺應設置更合理、更嚴密的移動互聯網未成年人模式，保護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安全。加強網絡環境的日常監管，要依法嚴肅追責，提高其違法成本。”

與會委員形成共識，要加快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緊跟互聯網迅猛發展勢頭，充分調動各方力量和整合各方資源，建好用好管好網絡，方能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讓互聯網這個大變量成為社會和諧有序發展的大增量。

擴大社會組織有序參與 激發社會治理創新活力

社會組織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參與載體，其發展活力和發展水平直接影響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

“2024年末，我國約有10萬多家行業協會商會，擁有企業會員總數超過770萬家。”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韓保江拋出的一組數據，讓與會人員清晰地意識到，行業協會作為黨和政府聯系市場與社會的橋梁和紐帶，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韓保江看來，行業協會商會需要以“去行政化、強監管、市場化、專業化”為核心，通過黨建引領、法治保障、服務創新構建新型治理體系，進一步推動權力回歸政府、服務回歸市場，從而充分發揮好協會商會作為社會共治的樞紐和凝聚作用。

在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志愿服務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為優化治理結構、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新的動力源泉和有效路徑。“加強志愿服務體系建設有利于激發社會活力、弘揚傳統美德，有利于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全國政協委員、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常設委員會副主席王平建議，要通過多種方式持續強化志愿服務的精神激勵；強化志愿服務的人文內核，更好提升服務效果；充分發揮群團組織獨特優勢，構建以樞紐性群團組織帶動相關專業領域社會組織協同發展新格局。

“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連接政府與民眾、提供專業服務、參與基層協商等方面的獨特優勢。”丁光宏委員認為，要鼓勵行業協會、研究機構、公益組織等深度參與數字治理標準制定等工作；要探索建立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允許在合規前提下，企業與研究機構等主體進行數據共享與融合應用，催生更多創新治理模式。

在深入的協商建言中，委員們進一步明確了履職方向。委員們表示，要提高協商議政、履職建言的質量和實效，持續做好匯聚社會治理合力工作，為完善和創新社會治理、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廣泛凝心聚力。要為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提升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貢獻智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