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成立。作為五四時期存在時間最長、會員數量最多、社會影響最大的青年社團，聚集了一批青年精英群體。

章太炎三女婿、民國著名報人朱鏡宙是學會首批42名會員之一，他以獨特的報業經歷和國際視野，為這個青年社團注入了多元思想活力。

1920年少年中國學會周年紀念時部分會員在北京岳云別墅合影。右起：二為黃日葵，三為李大釗，七為張申府，九為鄧中夏。

學會成立及背景

1918年5月，段祺瑞和日本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全國輿論為之嘩然。留日學生在日本集會抗議，遭到日警的拘捕鎮壓。于是，在東京成立“留日學生救國團”，議決全體留學生罷學歸國。

“當時一般留學生，都抱著極崇高的目的，想以高深學問來救國家；但因民國七年（1918年）四月間，北洋軍閥段祺瑞，忽與日本寺內內閣簽訂了一份軍事密約，這是自袁世凱以來，日本所夢寐以求而未得到的壞消息。”據朱鏡宙在回憶錄《夢痕記》里講述，這事情經日報披露后，留日學生向中國駐日使館質問，反被日本警察拘捕去8人。學生大憤，相率罷學歸國者達3000人之多，曾琦即其中之一。

曾琦回國后，約其少年同學王光祈在北京面商。王光祈認為，留日學生救國團“這一組織，顧名思義，顯然在反對段祺瑞。而京津都在段之勢力范圍下，要想怎樣活動，怕不是一件十分簡單事，況且救國工作，也不是幾千人開個會，喊幾句口號可了，必須有個遠大計劃，最好能結合一班有知識有作為的青年，本（著）科學精神，從事各項學術研究，期于他日成為各項專門人才，于建國過程中，能擔負起解決各種實際問題，方是根本辦法”。

王光祈的意見深得曾琦贊同。于是，1918年6月30日，他倆又約了留日歸國學生陳愚生、張尚齡、雷寶菁以及周太玄等共6人，在北京宣武門外的岳云別墅召開了發起人會議。其后，李大釗經陳愚生介紹，也加入進來，欲師法“少年意大利”及“少年土耳其”，把老年的中國改造成“少年中國”。在次年5月1日出版的《會務報告》第三期上，王光祈對學會的發起和籌備情形作了詳細敘述：“本會同人在本會未發起以前，大半先有一種精神上的結合。出處進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團體規模。”

經過一年的籌備，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宣告成立。當時會員42人，其中7位發起人，除王光祈畢業于北京中國大學、周太玄畢業于上海中國公學外，其余5人均為日本留學生。朱鏡宙與李大釗、陳愚生是年齡最大的3名會員。

“少年中國”的社會影響

少年中國學會之所以用“少年中國”作為會名，實際上是受中國近代思想家、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影響。

“學會于發起后不久，曾由曾琦往謁梁啟超，以學會章程及公函呈閱，請為贊成員，得其允許。”據秦賢次《少年中國學會與南洋》一文記載，少年中國學會發起得到梁啟超應允，又頗受北大校長蔡元培及教授陳獨秀、胡適等人的重視與支持。

少年中國學會的入會條件近乎苛刻。規約要求申請入會者除需有相當的學術水準，一致的理想——改造中國外，并需具有高尚的人格，與向上的精神。“須有學會會員五人介紹，經評議部認可，方可入會。”“須在學會規定的文、理、工、農、醫、商、政、法、經濟九科中選擇一種進行研究。”“或有嫖賭及其他不道德行為，或人格中有重大污點……學會可加以警告，令其悔改，乃至將其除名。”

少年中國學會自1918年6月籌備發起，至1925年7月第五次年會通過暫停介紹止，會員只有121人，包括毛澤東、惲代英、張聞天、李劼人、趙世炎、許德珩、宗白華、張申府、左舜生、楊賢江、高君宇、李璜、黃日葵、王德熙、沈澤民、劉仁靜、朱自清、楊鐘健、穆濟波、康白情、舒新城、陳啟天等。

關于少年中國學會的貢獻，朱鏡宙曾回憶兩件事：一為1919年在北京所發起的工讀互助運動，促使津滬一部分窮苦學生同向工廠、商店去覓工作，開明的工商界也有予此類學生以半日工作的機會；二為收回教會教育權問題，推動了1924年全國各省教育會聯合會年會通過《教育與宗教實行分離案》與《取締外人在國內辦理教育事業案》。即：教會不能以教育為其傳教的工具；不能違背我國家教育立國的宗旨；不能在本校內排斥異端，而妨害自由思想與自由講學；國內所有教會學校，都須向我政府立案，由教育部或教育廳加以監督；校長由中國人擔任，教授不得專限于外國傳教士，應多聘中國學人充之。

把“少年中國”帶到南洋

朱鏡宙是1919年5月前加入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少年中國學會的理想之火，一直在朱鏡宙心中燃燒，成為了他一生奮斗的動力。“我于注籍少中后，即遠游南洋。”朱鏡宙回憶。這年5月，他遠赴新加坡，任職《國民日報》總編輯。

據秦賢次研究介紹，朱鏡宙到報館后不久，即對各校作普遍深入的調查。后因主張華僑大聯合，受英政府壓迫，脫離報社，并作馬來全島之游，以搜集各地民情、風俗、氣候、地理、物產、交通、貿易、教育等資料。爾后，他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并應邀到各處演講。

同年5月18日至21日，北京大學日刊連載了朱鏡宙致蔡元培校長的書信。該書信強調了研究、關注南洋的重要性，還附錄一張很長的《英屬馬來半島華僑學校一覽表》。7月20日，《申報》公告朱鏡宙當天午后在上海老靶子路133號，出席各埠旅滬華僑學生會歡迎會，報告南洋現狀。12月17日，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務干事、北京大學教授鄧中夏在北京中山公園來今雨軒主持少年中國學會歡迎會，朱鏡宙詳細報告考察南洋之所得，還提議發起“南洋研究會”。次年1月15日，朱鏡宙的《南洋問題與吾華民族》一文，在李大釗主編的《少年中國》月刊第2卷第7期發表。2月26日，他又到上海勸學所作“南洋教育狀況”講演。

1921年12月21日，朱鏡宙的《太平洋會議問題之面面觀》發表于天津《益世報》，連載至27日完結。次年2月17日，朱鏡宙的《中國與南洋經濟上之大連鎖》連載于上海《時報》。3月22日，天津《益世報》刊發他的《聯絡南洋經濟界之建議》。4月19日，他在《中國與南洋》第3卷第6期發表《致中華全國工商協會書》，介紹海峽殖民地其他各項重要貿易和當地與中國有關系的人，供南洋考察團員參考。

更值得一提的是，朱鏡宙的《南洋群島》一書，1920年10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對當時閉關自守的中國來說，讓人大開眼界。“該書引起了二位大人先生之注意：一為李石曾（煜瀛）先生，當我抵達北京時，即折柬相邀，談僑情甚詳；二為徐東海（世昌）大總統，以電話召見，垂詢移時，并贈三千元為獎。”朱鏡宙回憶。

據張朋強《朱鏡宙先生年譜》記載，徐世昌于1921年1月28日召見朱鏡宙。“朱鏡宙先生三下南洋，時間雖不長，卻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中對于南洋最有研究的。”秦賢次這樣評價朱鏡宙。

“假設少中至今仍得健在，各本其所學，以貢獻于國家社會，前途寧可限量。”晚年的朱鏡宙感慨說：“少中停止活動，已經半個世紀了！而會友相處，仍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之感，并未因漫長歲月，與環境的變遷，而沖淡了我們之間的友誼，求之當世，恐無第二團體，可與倫比矣！”

（作者系浙江省樂清市僑聯黨組書記，朱鏡宙侄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