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5日，劉伯承(立、右四)、鄧小平(立、右五)奉中共中央軍委之命從延安飛返太行區指揮上黨戰役，在機場同陳毅(立、左一)、聶榮臻(坐、右二)、李富春(坐、右一)、蔡樹藩(坐、左三)、滕代遠(立、右三)、陳賡(立、右一)、肖勁光(立、右二)等合影留念。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國家前途的重大抉擇。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治斗爭從戰場延伸至談判桌，形成了“邊打邊談”的復雜局面。

在這一背景下爆發的上黨戰役，不僅是雙方軍事斗爭的關鍵轉折點，更深刻影響了同期進行的“重慶談判”的進程與結果。

這場戰役以我軍的勝利告終，迫使蔣介石在談判桌上作出實質性讓步，同時為我黨贏得了主動權。

日本投降后的戰略要地爭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國民黨試圖通過軍事接收重建全國統治；而我黨則依托敵后抗日根據地，主張“聯合政府”的政治構想。雙方矛盾的焦點在于對華北、華東等戰略區域的控制權爭奪。

蔣介石在8月14日、20日、23日連續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表面推動和平建國，實則意圖爭取時間完成軍事部署，形成“先占華北、再圖東北”的戰略態勢。

在這一部署中，上黨地區（今山西東南部長治一帶）的戰略要沖位置便充分凸顯了出來。上黨地區地處太行山、太岳山、中條山交會處，是連接晉冀魯豫根據地的核心樞紐。國民黨閻錫山部于1945年8月下旬搶占長治、襄垣等6城，企圖以此為跳板切斷中共華北根據地與西北根據地的聯系，進而控制整個山西。毛澤東主席曾明確指出：“上黨是華北的鑰匙，誰掌握上黨，誰就掌握了華北戰場的主動權。”

因此，圍繞這一戰略要地的控制權，敵我雙方展開了空前的斗爭。國民黨方面，閻錫山調集第19軍等部1.7萬余人進駐上黨，后續計劃增兵至3.5萬人；中共方面，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集中太行、太岳、冀南軍區主力3.1萬人，采取“圍城打援”戰術，應對國民黨對根據地的威脅。

此時，毛澤東已于8月28日抵達重慶，談判桌上的交鋒與戰場上的廝殺同步展開。

軍事勝利與政治博弈的共振

戰役的軍事突破，是確保談判勝利的重要砝碼。

在上黨戰役中，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采取了“逐個擊破”策略：9月10日攻克屯留，12日奪取壺關，17日占領長子，至9月19日完成對長治的合圍。閻錫山急派第7集團軍副司令彭毓斌率2.3萬人增援，卻在10月2日的磨盤垴、老爺嶺戰役中遭伏擊，全軍覆沒。

10月8日，長治守軍突圍失敗，史澤波等國民黨高級將領被俘。此役，我軍共殲敵3.5萬余人，繳獲山炮24門、機槍2000余挺，創造了抗戰后我軍首次大規模殲滅戰的范例。

政治與軍事的配合，是我們取得勝利的戰略決策。戰役期間，國共談判陷入膠著狀態。蔣介石提出“統一軍令政令”，要求我黨交出軍隊和根據地；周恩來則堅持“改組政府、召開國民大會”的民主化方案。9月21日，當國民黨代表張群威脅“不服從整編則剿匪難免”時，毛澤東將上黨戰役戰報遞給對方，直言：“你們要打，我們便打到底！”戰場上的優勢轉化為談判桌上的底氣，迫使國民黨調整策略。

戰場與談判桌的互動背后，是戰略思維的博弈。在上黨戰役進行之中，毛澤東進行了充分的戰略部署。在戰前，他提出“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方針，指示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鄧小平集中兵力反擊，打破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的企圖。

在制定戰役策略時，毛澤東強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要求劉鄧部隊在局部形成兵力優勢，逐個擊破閻錫山分散的部隊，同時通過中央軍委協調全局，支持劉鄧的圍城打援、分割包圍等戰術，最終攻取長治等要地，殲滅來援敵軍。

在戰役期間，地方黨組織動員民眾支援前線，提供情報、糧草和運輸，形成“人民戰爭”優勢，這集中體現了群眾路線和根據地建設的戰略成果。

奠定解放戰爭的戰略基調

上黨戰役的勝利，不僅挫敗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鋒芒，更在軍事、政治和戰略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軍事意義上講，上黨戰役是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共兩黨之間進行的第一場大規模戰役。此役，晉冀魯豫軍區部隊以劣勢裝備戰勝了優勢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一勝利，不僅保衛了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安全，也打擊了國民黨軍隊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解放區軍民的斗志。

上黨戰役的勝利，使晉冀魯豫解放區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通過此次戰役，我軍控制了上黨地區，解除了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威脅，為下一步的戰略行動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戰役中繳獲的大量武器裝備和物資，也為我軍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物質支持。

上黨戰役的勝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在重慶的和平談判。在談判桌上，國民黨方面妄圖以軍事壓力來迫使中共作出更大的讓步。然而，上黨戰役的勝利，讓國民黨方面認識到，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具有強大的戰斗力，不是輕易可以被擊敗的。這使得國民黨在談判中不得不有所收斂，為和平談判爭取了有利的地位。

上黨戰役的勝利，也向全國人民展示了中共堅決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決心和能力。在抗戰勝利后，人民渴望和平、反對內戰的呼聲日益高漲。上黨戰役的勝利，讓人民看到了中共為了和平而進行的不懈努力，進一步贏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從戰略意義上講，上黨戰役的勝利，打亂了國民黨軍隊的內戰部署。國民黨原本計劃通過搶占上黨地區，控制華北戰略要地，為其發動全面內戰創造有利條件。然而，上黨戰役使國民黨軍隊在華北地區的進攻受到了嚴重挫折，其不得不重新調整戰略部署。

關系重慶談判的成敗

上黨戰役勝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直接推動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的簽署。10月10日，就在上黨戰役結束前兩日，國共雙方簽署《雙十協定》。盡管在解放區政權等問題上未達成共識，但國民黨首次公開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這一切的背后，也包含著上黨戰役對蔣介石集團造成的心理震懾。

上黨戰役的成果之一，是我們打破了國民黨軍事威懾戰略。蔣介石原計劃通過局部軍事勝利迫使我們屈服，但其上黨戰役慘敗暴露了國民黨軍隊的虛弱：美械裝備的中央軍尚未完成調動，地方軍閥部隊戰斗力低下，而我軍已具備野戰殲敵能力。時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報告中承認：“中共通過上黨戰役證明，他們有能力在華北任何地點擊敗國民政府軍。”

從戰略層面上來講，上黨戰役勝利使我黨在談判中占據了道義制高點：其一，揭露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的本質，贏得了中間力量的支持；其二，證明我軍并非“地方游擊隊”，而是能進行正規作戰的武裝力量；其三，為后續爭取東北、華北控制權奠定基礎。正如鄧小平同志總結：“上黨戰役打得好，和平的希望就大；打得不好，和平的希望可能就小。”

作為重慶談判期間的關鍵軍事行動，上黨戰役不僅挫敗了國民黨控制華北的企圖，更重塑了國共力量對比，使我們黨從戰略防御轉向戰略相持。

（作者系山西省長治市政協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