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深度調整，國際競爭格局加速重構。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既是應對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戰略選擇，更是發揮大國經濟內生優勢的必然要求。作為超大規模經濟體，我國具備內需主導與內部可循環的獨特優勢，經濟韌性與回旋空間持續顯現。隨著做強國內大循環戰略向縱深推進，結構性矛盾逐步顯現，如何在動態平衡中實現發展動能轉換與制度優勢再造，成為夯實國內大循環根基的核心命題。國內大循環的關鍵在于激活超大規模市場潛力，這迫切需要以“創新驅動”與“改革驅動”的雙輪協同，破解循環梗阻、提升經濟韌性，以“雙驅動”夯實做強國內大循環的發展根基。

???國內大循環的理論邏輯與戰略價值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歷史必然性。當前，全球經濟格局正經歷“三重重構”，一是科技革命推動產業范式變革，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耦合；二是逆全球化浪潮沖擊傳統國際分工，全球供應鏈加速區域化重組；三是我國發展階段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躍遷，內需市場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在此背景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既是應對國際環境不確定性的必然選擇，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邁向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

大國經濟循環的獨特優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社會再生產理論，為理解現代經濟循環提供了方法論。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大環節的有機統一，構成經濟循環的基本架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中國作為超大規模經濟體，具備“規模性、內源性、多元性”的獨特優勢：一是14億多人口形成的龐大消費市場，內需潛力持續釋放；二是全產業鏈體系支撐的供給韌性，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齊全，能夠實現“內部可循環”；三是區域經濟梯度發展形成的“雁陣效應”，全國統一大市場加速成形。這種獨特優勢突破了西方經濟學“供需均衡”的靜態分析框架，將技術創新、制度改革與結構優化納入經濟動態大循環體系。

內需主導型經濟模式的形成是一個逐步轉變的過程。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主要依賴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通過吸引外資和出口推動經濟增長。然而，隨著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面臨挑戰，出口依賴度過高導致經濟波動風險增加。因此，我國逐步轉向內需主導型經濟模式，以應對外部不確定性并實現可持續發展。盡管內需潛力優勢顯著，但經濟循環仍存在“四大梗阻”：一是供需結構錯配，中高端供給不足與低端產能過剩并存；二是要素流動壁壘，勞動力、資本、數據等跨區域配置效率待提升；三是創新鏈與產業鏈脫節，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明顯；四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較高，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制約統一大市場建設。

???“雙驅動”的發展內涵與協同機制

新發展格局下，推進“創新驅動”與“改革驅動”的“雙驅動”協同機制，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實現發展動能轉換與制度優勢再造的核心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以創新驅動和改革開放為兩個輪子”，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通過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與產業鏈韌性重構賦能供給體系，改革驅動通過要素市場化配置與制度效能轉化激活需求潛力，兩者在“制度、技術、市場”三維互動中形成螺旋上升的協同效應。

創新驅動的技術躍遷重塑供給質量。通過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可以增強國內市場的供給能力和需求響應能力，從而促進國內大循環的暢通。例如，技術進步能夠優化產業鏈結構，提高生產效率，進而推動內循環的“量”與“質”雙重提升。創新驅動與國內大循環的關聯性還體現在創新鏈與產業鏈的耦合上。研究表明，國內外產業鏈耦合協調水平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國家創新效能，進而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此外，數字經濟的發展通過降低市場分割，進一步暢通了國內大循環。創新驅動能夠通過“創新增加收入、收入刺激需求、需求驅動供給”的動態平衡機制，形成良性循環，從而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例如，技術創新可以提高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進而刺激消費需求，推動經濟內循環。

改革驅動正逐步轉向系統性重構。改革驅動的核心在于突破體制機制的藩籬，釋放要素配置的效率，從而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動能。自《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實施以來，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大核心要素的流動性顯著提升，市場活力得以進一步激發。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應聚焦于要素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三權分置”的創新實踐，探索建立跨區域的要素交易指數，并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以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同時，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僅有助于優化營商環境，更能加速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進程，從而將制度優勢切實轉化為治理效能。此外，通過制度創新推動功能升級亦是關鍵所在。在數字貿易規則、綠色標準互認、知識產權保護等前沿領域，需加強國際協調與合作，推動國內規則與國際高標準相銜接。

“雙驅動”的協同耦合機制。創新驅動與改革驅動的“雙驅動”協同耦合，本質是通過“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市場響應”的螺旋式上升，將大國經濟的規模優勢轉化為質量勝勢。因此，創新與改革存在“供給—制度”的互饋關系，二者協同可通過“技術創新×制度激勵”的乘數效應，不斷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以技術創新提升供給質量、以制度創新釋放需求潛力、以組織創新優化循環效率，同時通過差異化政策設計解決區域與產業異質性矛盾。未來應聚焦“卡脖子”技術攻關與深層次制度改革，構建“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動態平衡，最終實現國內大循環從“量的擴張”向“質的躍升”轉型。

???以創新和改革“雙驅動”做強國內大循環的路徑探析

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從而培育發展的新動能。在這一進程中，不僅要著重強化基礎研究以及實現技術突破，還需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高效轉化，構建起一條從研發到應用的完整創新鏈條，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的動力。在具體的實踐操作中，應當優化創新生態，把政策引導和市場驅動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以創新驅動為核心的產業發展新格局，催生出更多具備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助力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更為有利的位置。

優化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創新效能。持續推動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化與完善，充分發揮其在資源整合、協同攻關方面的獨特優勢。一方面，積極探索資源整合的創新范式，深入挖掘產學研融合的路徑，推動跨部門、跨領域的協同合作；另一方面，完善“揭榜掛帥”機制，打破部門之間的壁壘，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與創造力，構建起高效協同的創新生態體系。通過制度設計與實踐探索的相互結合，確保新型舉國體制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為實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提供堅實的保障，助力我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贏得主動權。

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在要素市場化配置方面，推進確權、定價、交易這三個關鍵環節的系統性改革，優化要素配置效率。同時，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加精準高效的金融支持。此外，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營造公平透明的營商環境，激發經營主體活力，推動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為國內大循環注入持久動力，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以國內大循環牽引國際循環，達成更高水平的內外聯動。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之下，實施“以制度型開放促規則對接，以自主創新控戰略風險”的彈性策略。一方面，借助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推動國內外規則、標準的深度對接，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升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另一方面，秉持自主創新的理念，掌握關鍵核心技術，防范化解戰略風險，確保經濟安全與可持續發展。在此過程中，全面統籌好發展與安全，既要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又要強化自主可控能力，達成更高水平的內外聯動與協調發展，為我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把握主動權提供有力支撐。

以創新和改革“雙驅動”做強國內大循環，其本質是通過創新突破供給約束、憑借改革破除制度壁壘，在更高層次上達成供給與需求、政府與市場、自主與開放的動態平衡。這不僅關系到當下經濟發展的韌性與活力，更決定了未來我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與話語權，意義深遠且重大。唯有堅持系統思維、把握辯證關系，才能夠將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勝勢，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筑牢經濟基石。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中心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