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一則令人痛心的事件在網絡上掀起軒然大波。云南玉溪一名13歲的初中女生小月，因同學間的矛盾，遭到4名同齡女生的圍毆。從曝光的視頻中可以看到，小月被這4名女生緊緊圍住，還未等她開口為自己辯解，便遭到了拳打腳踢。其中一名女生甚至用手機記錄下了這一施暴過程，其行為令人發指。當地警方迅速行動，經過核實，認定這5名同齡女生對小月實施校園欺凌行為屬實。然而，由于涉案人員均未滿14周歲，最終涉事學生只是被給予行政處罰，并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

這并非個例。回顧2024年，邯鄲發生的未成年人殺人埋尸案，震驚全國，也讓校園欺凌問題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盡管學校及教育主管部門一直以來都高度重視預防校園暴力行為，采取了多種措施，但此類事件卻依然屢禁不止，不斷刺痛著社會的神經。

就在今年，類似的悲劇仍在不斷上演。2月，廣東吳川三中一名15歲的智力缺陷男生，在教室中遭到4名同學的持續毆打，身心遭受重創；3月8日，湖南一名14歲的男生被同學圍毆，最終導致脾臟破裂，生命垂危。而3月17日，江蘇連云港法院判決了一起校園欺凌案件，6名同學因在微信群長期辱罵同學，最終被判決公開道歉，并賠償6000元。這一案例表明，預防校園暴力事件，不僅要關注線下的肢體欺凌行為，線上的精神暴力同樣不容忽視，其危害程度絲毫不亞于前者。

校園欺凌治理，已然成為一個全球性的難題，在我國，這一問題的解決同樣任重道遠，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校園暴力面臨“兩難”困境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聶鑫提交了一件名為《預防校園暴力應從“小”做起從“嚴”做起》的提案，引發了廣泛關注。

聶鑫指出：“通常大家會認為校園暴力僅局限于肢體沖突，實際上，言語上的暴力，如侮辱、造謠等，以及精神上的暴力，都屬于校園暴力的范疇。只要是給對方造成心理上或者生理上的傷害和壓力，都應被視為校園暴力。”在為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準備的《拒絕校園暴力 青春與法同行》法治講座中，聶鑫還特別提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17年1月發布的《校園暴力與欺凌全球現狀報告》。該報告明確指出，校園暴力是校園欺凌的上位概念，其中包含身體暴力（涵蓋體罰）、心理暴力（包括語言暴力）、性暴力（如強奸和騷擾）以及欺凌（包含網絡欺凌）等多種形式。談及校園暴力的發生場景，聶鑫表示：“教室、操場、廁所、樓道，甚至學生上下學的路上，都有可能成為校園暴力的發生地。這意味著學生無論是在校園內還是校園外，都可能面臨威脅，安全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在深入分析校園暴力頻發的原因時，聶鑫認為，初中階段是校園暴力的高風險期。處于12-14歲的初中學生，在心智和體力上已逐漸接近成年人，獨立意識增強，但自我控制能力相對較弱。同時，校園暴力的根源往往在家庭，其不良影響在學校逐漸顯現，最終危害到整個社會。現實中，若家長對孩子的教育缺乏配合，學校在管理上就會面臨“不好管”“管不了”的困境。此外，加害方的年齡正處于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的過渡階段，除非其實施了極其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否則一般很少會受到治安處罰或刑罰。這就導致校園加害方雖具備了一定的“作惡”能力，但國家與社會對其的管制手段卻相對有限，難以對其形成有效的約束。

對校園暴力行為實施懲戒，學校本應承擔主要責任。然而，校園欺凌的認定標準較高，且校園侵害行為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在現實中，那些普遍甚至連續發生的輕微暴力行為，很難達到相關認定標準，從而無法受到有效的懲戒。聶鑫表示，雖然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了強制報告制度，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一制度并未真正落地實施。學校為了避免糾紛，也不敢輕易認定故意傷害的事實。如此一來，便出現了一種極為不合理的現象：加害方施暴的成本極低，即便其傷害行為被發現，也常常能以“不是故意的”等借口逃避責任，逍遙法外。

由此，治理校園暴力陷入了一個現實的兩難困境：加害方作惡幾乎無須付出代價，而受害方想要舉證和維權，卻需付出極高的成本。這不僅需要家長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受害學生也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甚至還要冒著得罪學校的風險。在某些情況下，受害方的維權之路艱辛無比。在這種情況下，忍氣吞聲或以暴制暴，有時竟成為一些人眼中更加“經濟理性”的無奈選擇。但是，聶鑫強調，忍氣吞聲只會助長作惡者的囂張氣焰，進一步惡化校園環境；而“以暴制暴”則會使校園暴力升級，將校園變成一個充滿暴力和混亂的叢林社會。更為嚴重的是，校園暴力無論對受害方、加害方，還是對所有學生的心理健康與人格發展，都會造成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阻礙他們的健康成長。

建議建立校園暴力發現、投訴及處理臺賬

在聶鑫看來，校園暴力一旦發生，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往往都不是第一次經歷此類事件。因此，學校和老師在發現校園暴力事件后，應第一時間介入處理。學校有必要建立一套詳細的校園暴力發現、投訴及處理臺賬，對校園暴力等違紀違法問題進行全面記錄和跟蹤。盡管教育部出臺了《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但在實際操作中，學校很少運用這一規則對學生進行懲戒。許多家長也認為孩子年紀尚小，不懂事，對孩子的不良行為不以為意，未能及時加以糾正，最終導致孩子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基于此，聶鑫強調，要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首先必須對一切校園暴力行為堅決說“不”。學校應嚴格執行教育懲戒規則，對于情節嚴重的校園暴力行為，要堅決依法移送公安機關處理，通過實際行動讓學生和家長深刻認識到規則的嚴肅性，認真對待規則，樹立正確的行為準則。

聶鑫建議，治理校園暴力需從源頭抓起。教育主管機關應完善相關規章制度，出臺可操作的認定、懲戒與報告標準，讓學校敢于且精準懲戒。同時加大普法力度，增強維權底氣、明確加害后果。

學校要履行強制報告義務，建立詳細臺賬，記錄各類校園暴力事件及處理情況，對涉事學生合理懲戒并給予心理輔導。加強重點時段、區域和班級巡查，落實教師責任，以“零容忍”態度處理校園暴力，通過案例普法，傳遞公平正義。

解決校園暴力問題，絕非學校一方能夠獨自承擔，家庭、學校、教育主管部門、公安機關和社會各界都應共同關心關注這一問題，形成強大的合力。聶鑫表示：“青少年問題大多在家庭中醞釀，在學校中顯現，在社會中惡化。依據家庭教育促進法，如何教育管理孩子，既是家庭的私事，也是國家和社會關注的大事。父母不僅要為孩子的侵害行為承擔賠償責任，更要主動承擔起家庭教育的法定責任，關注孩子的成長，引導孩子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

公安機關在處理校園暴力案件時，對于學校移送處理以及家長報警的案件，應積極履行職責，迅速查明真相。

司法機關在辦理校園暴力相關案件時，應始終堅持“預防也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的理念，構建分級干預體系，幫助他們改過自新，重新融入社會。（記者 徐艷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