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鳥朝陽紋牙雕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文物 藏于浙江省博物館（下圖為其拓片）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文物豬紋陶缽

對余姚河姆渡遺址進行試掘，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作為參加者之一，現在要來回憶塵封已久的往事，正如解讀剛出土的簡冊一樣，有的已經模糊不清，有的可能發生錯簡。但是，我要竭盡所能，把當年的工作情況記錄下來，留個資料。

初識河姆渡

河姆渡遺址位于河姆渡村北面、郎墅橋村東南。它的發現，早在20世紀50年代已初露端倪，只是那時人們對浙江境內的原始文化所知甚少，文化部門不易及時得到有關信息。因此，埋藏在這個遺址中的文化遺物，特別是經過加工的大型木構件，第一次在水利工程中被挖掘出來以后，當地的農民群眾除了演繹出近似神話又近似史實的故事外，便再也沒有人作進一步的思考了。

人民公社化以后，河姆渡村屬于羅江公社管轄。羅江公社地勢低洼，洪澇災害頻頻發生。1973年的春、夏間，公社領導為了提高排澇能力，決定把位于遺址西側緊靠姚江的舊排澇站加以擴建，這就為河姆渡遺址的發現又一次提供了機會。

擴建工程首先是在舊排澇站的東面進行的。這里要建一座新機房，地基要求挖得深。殊不知挖到一定深度時，正好碰到了遺址的文化層。民工們不知什么是文化層，照挖不誤，把許多黑陶片、骨器、動物骨骼以及少數石器等連同泥土一起翻了上來。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擔任公社副主任的羅春華同志到施工現場來檢查工作。他看到土堆里有一些“破瓶爛罐”和經過加工的“骨頭”，腦子里覺得似曾相識，便立刻聯想到國家頒布的有關法令，對民工們說：“可能這是歷史文物，國家要保護的。”說罷，他一面和工地的負責人商量，請他們暫時停止往下挖；一面電話告訴縣文化館，請求派人前來處理。

說也湊巧，這時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王士倫同志正在余姚附近的某個地方工作，他獲知這一消息后，立即趕赴現場，采集標本，來不及多作逗留便匆匆返回杭州了。當他把標本展現在大家面前時，出于職業上的特殊感情，有的人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我也興致勃勃地摩挲再三，愛不釋手，特別是對那幾塊粗糙的黑陶片（正式發掘時定名為“夾炭黑陶”）更感興趣。

那個時候，我們對于杭嘉湖平原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陶器的質地、器形、紋飾和器物群的認識，雖不敢說是眼見能辨，但也基本掌握了各種特征。所以，一旦看到與上述兩種文化迥然有別的陶片時，新鮮感和誘惑力便會驀然產生。

正在籌劃如何組織力量進行搶救性發掘時，余姚方面頻頻告急，說是已經深挖的基坑如不及時清理與回填，舊排澇站的機房有隨時坍塌的可能。面臨這個緊急情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浙江省博物館（當年兩個單位合署辦公）的領導當機立斷，決定派我和勞伯敏、傅傳仁、魏豐同志臨時組建一個“草臺班子”，先期前往處理。隨后支援的，還有牟永抗和梅福根。

到達余姚

我們一行是1973年5月底到達余姚的。余姚縣（今浙江省余姚市）的領導非常重視，對與發掘有關的事宜都作了周密的部署。縣文化館館長鄭保民同志還選派文物干部許金耀和專事創作的姚業鑫同志協同我們一起工作。當年到河姆渡的交通不像現在這樣便捷，為了搶時間，縣里專門派了一輛消防車把我們送到目的地。我們遵照縣文化館的事先安排，當晚食宿均在郎墅橋村婦女主任水桃嫂（忘其姓，大家都這樣稱呼她）家里。

我已記不清到余姚來有多少次，也記不清每一次來的具體任務和收獲。總而言之，這個歷史悠久而又負有盛名的地方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這次到余姚來，當天夜里睡在臨時用幾塊木板拼搭起來的床鋪上，不知是換一個生活環境之故，還是原本就有失眠的習慣，腦子里總是不停地重溫著到余姚來的種種往事。特別是1953年冬季那一回，我第一次在縣人民政府門樓內看到“文獻名邦”四個大字，由此聯想到這里曾經培育過像嚴光、虞喜、虞世南、王守仁、黃宗羲、朱舜水、邵晉涵這樣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時，那種心潮澎湃、浮想聯翩的心情，至今記憶猶新。

也就在那一年年末，我有幸認識了“余姚賢達”姜枝先先生。他雙耳嚴重失聰，但卻是一位對鄉土文物非常關心的民主人士。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憑借個人的威望和影響，奔波于余姚、上海之間，積極向雨籍人士募集資金，在龍山之巔建起了“梨洲文獻館”。由此又使我聯想到，我們這一次的河姆渡之行，究竟能不能把余姚乃至中國的文明史再向前推進一步，為“文獻名邦”再添一筆輝煌呢？希望是這樣。

想著想著，不覺東方已經發白。

清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工地去走一趟。看了現場，真讓人嚇了一跳。原來，排澇站已把新擴建的機房房基挖得很深，舊機房岌岌可危；不消說，土方范圍內的文化層也被挖得一片狼藉，所剩無幾了。不過，即便如此，我還是佩服公社副主任羅春華同志的慧眼，感謝他采取及時而又果斷的保護措施，否則，損失將更加嚴重。

這里的民工都是當地農民。工程暫停以后，他們一時無事可做，就三三兩兩來到施工現場，和我們談天說地。有的說，很早很早以前，這里是個海灣，地里挖出來的“木頭”（即木建筑構件）就是古時候海船上的桅桿。船上的人打漁為生，上了岸，就把漁網晾在“晾網山”上。

“晾網山？！”當我聽到這三個字的時候，心中感到一陣驚喜，說不定這里也是一個古文化遺址呢！但環顧了一下排澇站附近，都是平地，并沒有山，便好奇地問他們“晾網山”在哪里。他們指著姚江對岸的一座山峰，不假思索地回答：“喏，那不就是！”

我笑而不語。心想，這樣高聳的山峰，打漁人把網晾到那里去，豈不是自討苦吃！顯然，這不是歷史事實，而是流傳在民間的一個傳說。但“海灣”之說，看來并非出于憑空捏造。地質部門探測的結果證明，遺址附近的第四紀地層屬于海相沉積，這就是說，在遙遠的過去，這里確曾是個海灣。至于經過加工的“木頭”是否屬于海船上的桅桿，那就應該是留給考古工作者來解答的問題了。

豈止是解答“木頭”之謎的問題，還要搞清楚散見在地面上的各種陶系的層位關系、不同時期的文化特征以及與之相關的其他問題，總之，我們的任務除了搶救面臨滅頂之災的地下文物以外，還要為下一步的發掘工作提出參考意見。

開始考古發掘

我們采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在已經施工的地方布了一個5×5米的探方（T1）。方內大部分泥土已被挖掉，許多文物也隨之被棄。但是，就在這個殘留的文化層里，還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遺物。我們都被這些“寶藏”所吸引，清理時個個聚精會神，小心翼翼，生怕在自己的小鏟底下漏掉任何一件細小的文物。在這種情況下，速度之慢可想而知，工程部門看到我們這樣“磨洋工”，深表不解，我們也覺得沒有及時為他們解困而焦慮不安。

清理1號探方的時候，雖說還只是6月初，可是天氣已經有點熱了。我們在坑里作業，頭頂驕陽，腳踩爛泥，時而彎腰剔土，時而測量記錄，辛苦自不必說。好在一件接一件的出土文物，如同頻傳的捷報一樣，令人興奮得把酷暑和酸痛全都忘了。不僅如此，為了縮短清理工期，早日解除舊機房構成的威脅，除了白天加緊工作以外，還掛起燈來進行“夜戰”。但“夜戰”的麻煩不在于一天下來的疲勞，而是燈光引來的蟲子。成群的蟲子滿面叮咬，大家只好邊工作邊拍打。這個景觀，在田野考古中是難得一見的。

經過幾個晝夜的苦戰，終于把1號探方清理到底，緊張的心情至此才寬弛下來。這個探方的文化層，原來以為所剩無幾，實際上還有1米多厚。出土的文物，除大量的陶片以及其他不予編號登記者外，共有100多件。它們當中，多數是骨器和陶器，也有少量石器、木器和獸牙飾品，陶器以釜為主，次之為罐、盆、盤、缽，還有紡輪。無三足器。論質地，都是清一色的黑陶，排除了遺址底部有其他陶系存在的可能性。

此外，與上述器物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的動物骨骼和植物遺存。動物多為野生，少數可能是家養，有豬、牛、犀、象、鹿、虎、猴、獐等，還有大量的涉禽類和魚類。植物遺存多為野生的果實，有菱角、橡子、酸棗等。

在清理過程中，我們對是否有水稻方面的資料，包括稻谷、稻稈、稻葉和稻根，予以極大的關注，這是1958年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丁穎教授參觀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稻谷時特別向我們揭示的。可惜我們的關注沒有得到報償（正式發掘時都如愿以償了）。

一位不同尋常的參觀者

我們的發掘工作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參觀者。這里要介紹其中一位不同尋常的參觀者，他就是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毛昭晰先生。毛先生對國家文化遺產情有獨鐘，曾經參觀過許多考古發掘現場。

說來有緣，1955年我獨自試掘余杭朱村科良渚文化遺址時，毛先生也帶了學生特地前來參觀，只是那時還不相識，沒有多作交談。這一次他來河姆渡，純粹是出于教學和研究上的需要，但連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此行對后來河姆渡遺址的保護和利用作用甚大。毛先生幾年后調任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兼省文物局局長，他為了促成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建立，多方協調，反復宣傳，最后取得共識，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支持下，一座別開生面的遺址博物館終于聳立在余姚江畔。現在這個館已成為融保護、研究和對外文化交流于一體，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

話還得說回去。毛先生是研究世界古代史的知名學者，對國內外各種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主要特征非常了解。這次他聞訊而來，是想通過實地考察，加深對河姆渡遺址的認識（此前已從王士倫同志處看到一些標本）。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毛先生在工地上東走走，西看看，有時也揀取一些標本，駐足琢磨。他針對地面上散落的各種陶片，包括黑陶、夾砂紅陶、泥質紅陶等，肯定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不同質地和器形的陶器在層位上應當是有區別的。

這個切中肯綮的見解，也是我到工地以來老在考慮但還沒有找到確切答案的問題。怎樣去解決，看來應是試掘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吉星高照”

如前述，1號探方的文化層大部分已被人為損壞，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從坑壁上可以看出，文化層之上還覆蓋著一層厚厚的淤土，標志著曾經遭受過一次自然的破壞。因此，要想了解遺址的原始堆積情況，采用原地擴方的辦法恐怕難以實現，必須另外擇地再布一個探方。于是我們選擇了1號探方東北角大約6米開外的2號探方。

2號探方處于水利工程可能觸及的一塊低洼地里。挖下去以后，發現這里也有一層淤土，而且很可能與1號探方相連。它的形成，是否是姚江泛濫結果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姚江這條在傳說中與舜有關的河流，據地質部門提供的資料，原來并不是從河姆渡遺址南面拍岸東去，而是幾經改道，最后才把河姆渡村與四明山脈分隔開。如果這個分隔是在遺址形成以后，那么遺址的原始居民當年不必渡河，可以徑直上山打獵。他們南臨四明山，北有沼澤地，無論從事種植或漁獵，都有良好的生存環境。

選擇2號探方的位置很不理想。清理結果，收獲甚微，首先，散見于地面的各種不同質地的陶片，各自屬于哪個層位，在這里無法找到確切答案；其次，過去挖出來而現在尚能看到的那些大型木構件，既不見于1號探方，又不見于2號探方。它們究竟和遺址是兩回事，還是遺址內涵的一個組成部分，仍然疑惑不解。當然，從配合基建工程這個角度來說，發掘了2號探方以后，任務基本完成，可以“鳴金收兵”了。但要解惑，還必須繼續尋求答案。為此，決定在2號探方南偏東約80米的地方再布一條5×3米的3號探溝。

3號探溝的位置，從表面上看，沒有遭到任何擾亂。我們之所以挖一條面積不大的探溝，乃是出于這樣的一些考慮：第一，它在水利工程的規劃范圍以外，未經報批以前，不能隨意進行發掘；第二，在人員配置尚不完備的情況下，大面積發掘難以保證質量；第三，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即使撲個空，浪費人力物力也極有限。

令人高興的是，這次終于“吉星高照”，碰上好運。在這里，揭去表土以后，就漸漸露出了文化層，而且愈往下清理，愈覺得引人入勝，興味無窮。可以這樣說，除了水稻的資料以外，其他的疑問大都可以從這里得到解答。可惜在想法上過于謹慎，3米寬的探溝，為了防止塌方，兩壁不能垂直，挖到后來，只剩1米多寬，4米左右的文化層，把它清理到底真是勉為其難。

這條探溝的遺物雖然不及1號探方那樣豐富，但在堆積上反映出來的早晚特征是清楚的，即凡以夾砂紅陶、泥質紅陶和三足器皿為主的地層劃歸為上文化層（正式發掘時分為第一、第二文化層）；凡以黑陶和木構件為主的地層劃歸為下文化層（正式發掘時分為第三、第四文化層）。這一劃分，不僅劃出了不同陶系和木構件的層位歸屬，也劃出了河姆渡遺址的相對年代。如果說，上層陶器的特征近似馬家浜文化，下層則純屬新的面貌，年代應當更早。

熱烈的反響

我們對試掘的文物進行了初步整理，可以清楚地看出，出自下文化層的各種骨器是最引人注目的。其中骨鏟（正式發掘時定名為“骨耜”）利用哺乳動物的肩胛骨加工制成，安柄以后，形同現在的鐵锨，它的用途不言自明。這種工具的大量出現，說明一個不爭的事實，即河姆渡遺址的原始居民已經從事種植業。還有骨針（另有其他織布工具，當時尚不認識），制作之精巧令人難以置信，它和陶紡輪共同出土，也清楚地證明當時已有原始的紡織業。

陶器，它和原始的種植業一樣，是促進人類定居生產進一步穩固的必要條件。這里的黑陶完全不同于良渚文化的黑陶，胎內屢有炭末，粗樸不堪，純屬手制，但在考古學上的重要意義并不亞于骨器和木構件。

木構件往往帶有榫卯，在試掘當中雖然發現得不多，但已證實它的客觀存在。它顯然不是海船上的桅桿，而是無可置疑的木建筑的構件。傳說中燧人氏構木為巢，看來“巢”的發明遠在燧人氏以前。

石器是一個奇特的現象，不僅數量很少，而且種類單純，見到的僅有斧、鋅而已。石斧多取材于黑曜石，刃部非常鋒利，安上木柄或鹿角柄，砍劈木材，作用相當不錯。可以想象，這次出土的和以前被棄置的木構件，都是用這種工具加工的。

這時，縣文化館提出一個建議，說是要到縣城舉辦一次展覽，以便擴大宣傳。我們欣然表示贊同。

河姆渡遺址出土文物在縣文化館一經展出，就在干部和市民當中引起熱烈的反響。他們知道自己故鄉的歷史是很悠久的，但沒有想到在遙遠的過去先民們就已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看了出土文物，進一步感受到“文獻名邦”的深刻含義。他們認為這個展覽辦得很及時、有意義，需要擴大宣傳面。因此，鄭保民同志提出要把展品運到寧波去，向地區領導作一次匯報展出。而暫被留在寧波的文物，一個多月以后，按照省里電話通知，如數運回杭州。

河姆渡遺址的試掘工作，規模很小，時間倉促，雖然獲得了一批珍貴文物，初步實現了欲為“文獻名邦”增輝的愿望，但限于管窺蠡測，許多問題需要留待正式發掘時去解決。試掘只是投石問路而已！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博物館原常務副館長，摘自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浙江省文物局編《文物之邦顯輝煌——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紀實》（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