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臺灣地區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鄭英耀在出席活動時公然宣稱，由于目前臺灣與大陸所謂的“緊張關系”，現階段“不鼓勵，甚至是禁止與反對”臺灣大學及中小學學生到大陸交流。由此可見，民進黨當局赤裸裸地將兩岸教育交流政治化操作，將兩岸正常的學術交流污名化為“統戰宣傳”，這不僅是對兩岸教育交流的粗暴干涉，也是對臺灣青年發展權的粗暴踐踏，更是民進黨當局系統性“去中國化”表現的最新升級。

教育交流始終是兩岸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兩岸青年聯系的重要橋梁。2024年，即便是兩岸關系復雜嚴峻，眾多兩岸教育交流活動依然在多地舉行。如，在臺北舉辦了“海峽兩岸教育科技創新峰會”、在湖北舉辦了海峽兩岸青年東湖論壇、在四川舉辦了“蜀沃千里?相約同行”暑期臺灣大學生中華文化研習營等，兩岸青年峰會亦在北京舉行。這些活動涵蓋了科技、教育、文化等多個領域，體現了兩岸青年交流的全面、深化發展。2024年，馬英九兩次率大九學堂青年學子來大陸參訪，為兩岸青年搭建溝通橋梁；而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邱勇則率領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以及奧運“六金王”馬龍，2020東京奧運會射擊冠軍楊倩等36名師生赴臺回訪，增進了解，加深友誼，將兩岸青年交流提到了新的高度。

然而，民進黨當局卻公然違背兩岸人民“要和平、要發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聲，妄圖以政治手段阻隔兩岸青年交流。今年2月20日，臺灣地區教育主管部門宣布禁止島內高校與華僑大學、暨南大學和北京華文學院等三所院校的學術合作項目，停止雙方課程互認及師生互訪。2月28日，鄭英耀再次宣布，為保護所謂“科研關鍵技術”，禁止臺灣高校與北京理工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大陸高校的合作交流。

教育的核心在于“拓展視野、培養批判性思維與包容心”，跨境交流更是激發兩岸青年多元思考的重要途徑。臺灣學生赴歐美、日本或東南亞交流固然可增見識，但大陸與臺灣文化同宗同源、一脈相承，本就應成為臺灣學子交流的首選。再者兩岸青年交流是促進文化認同與民間互信的天然紐帶，無論如何，政治干預都不應成為阻礙學生互相交流和共同成長的借口。民進黨當局因政治考量將教育交流貼上風險標簽，將“統戰”概念延伸至學術與文化領域，徒增學生與學校的法律與輿論壓力，妄圖制造“寒蟬效應”，阻斷諸多臺灣學子的求學和發展之路，其本質最終傷害的還是臺灣青年人。

■ 政治操弄：“臺獨”意識形態化與灌輸化

鄭英耀選擇在此時發表限制臺灣學生赴大陸交流的言論，一方面是呼應民進黨當局的“臺獨”路線，配合臺陸委會的一系列動作，試圖從教育領域入手，強化“去中國化”，減少臺灣學生對大陸的認同感和親近感，將臺灣青年的思想觀念向“臺獨”方向引導；另一方面，隨著大陸綜合實力不斷提升，對臺灣青年的吸引力日益增強，越來越多臺灣學子看到大陸廣闊的發展機遇，積極赴大陸求學、實習、工作。民進黨當局對此深感不安，擔心兩岸教育交流加深會使“臺獨”在臺灣青年群體中失去市場，所以通過鄭英耀之口，利用行政手段干預教育交流，以維護其“臺獨”意識形態在年輕人中的地位。

從鄭英耀的言論中不難看出，作為臺教育部門主管，他深知教育在塑造青年價值觀和民族認同方面的關鍵作用，因此企圖通過限制臺灣學生赴大陸交流，切斷臺灣青年與大陸的文化、情感聯系，阻止他們對大陸的深入了解，從而強化在教育領域“臺獨”意識形態。另外，其不僅針對大學層面的學術交流、學生交換項目，還企圖將觸手伸向中小學階段，這也正是將“去中國化”從大學學術層下沉至基礎教育層的標志性動作。鄭英耀之流試圖讓臺灣學生接受“臺獨”教育的洗腦，從小培養他們對“臺獨”的認同，進而實現民進黨當局“去中國化”的政治目的，為“臺獨”分裂行徑奠定思想基礎。

■ 法治破壞：法律的附庸化與工具化

教育淪為意識形態的傀儡，法治也淪為政治工具。鄭英耀禁令的荒誕性，是民進黨“去中國化”政治工程對臺灣法治根基的系統性破壞——這種意識形態的瘋狂滲透，將直接導致治理邏輯的撕裂。

臺灣地區憲制性規定明確保障民眾行動自由，《兩岸人民關系條例》亦未賦予教育部門禁止交流的權力。臺灣學生作為臺灣民眾的一部分，其選擇到何地進行學習交流，屬于個人行動自由的體現。但在“臺獨”政治掛帥下，鄭英耀竟以“避免統戰”為由，公然突破法律邊界，聲稱“不鼓勵，甚至是禁止與反對”臺灣學生到大陸交流，這一言論直接侵犯了臺灣學生的行動自由權利，人為地對他們的求學和交流選擇設置障礙。這種“政治凌駕法律”的病態操作，使得行政命令架空臺灣地區憲制性規定和《兩岸人民關系條例》，對法治社會來說起到了相當壞的阻礙作用。

更諷刺的是，臺當局一面限制學生赴大陸交流，一面卻對美軍“駐臺協訓”大開綠燈，其“法律工具化”的雙重標準，徹底坐實“為政治私利踐踏程序正義”的本質。民進黨當局這種“以言代法”的治理方式，既凸顯出臺當局決策的隨意性與法治精神的缺失，又表明教育政策缺乏公開透明的程序，易導致學校與師生陷入未來“政治犧牲品”的困境。

■ 文化自絕：學術干涉與認同危機

政治操弄的制度性后果，最終沉降為臺灣青年的發展重負。鄭英耀禁令以“意識形態安全”之名行“權利剝奪”之實，既是民進黨“去中國化”意識形態綁架教育的必然結果，也是其破壞法律程序正義的直接投射，或給臺灣青年制造不可逆的成長創傷。

一是學術自由的行政性絞殺。教育部門對交流項目的粗暴干預，暴露出“臺獨”意識形態對學術自治的吞噬。以“安全評估”的行政干預為名，實為通過程序失序實現思想控制——表面上是對交流渠道的限制，深層卻是對一中認同的預防性清洗。

二是文化認同的代際性斷裂。民進黨當局系統性“去中國化”政策，正在制造新一代的認知割裂。從中小學“東亞史與中國史切割”的課綱修改，到大學“兩岸交流黑名單”的公開限制，這是試圖將臺灣青年的文化根系從中華文明土壤中連根拔起。鄭英耀禁令，正企圖通過進一步切斷教育交流紐帶，完成對“天然獨”世代的塑造，其對民族認同的長遠傷害，堪稱“文化臺獨”的系統性嘗試。

由此可見，鄭英耀禁令是“臺獨”勢力破壞兩岸關系的最新例證。其背后折射的，是臺當局為鞏固政治私利而不惜犧牲青年發展、撕裂社會共識的短視與瘋狂。歷史終將證明，任何逆潮流而動的行徑都將被時代拋棄，而兩岸教育交流的大勢，正如國臺辦發言人曾多次強調的，是“壓制不了、阻擋不了”的。

綜上，兩岸教育交流不能少，不能停，更不能斷。無論如何，青年交流是兩岸交流得以持續開展的基礎，是兩岸青年增進共識、加深理解的必要之舉。如今，越來越多的兩岸青年已經意識到交流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臺灣青年愿意到大陸深造發展即是最好例證。但無論如何，兩岸教育工作者與青年學子應秉持理性與良知，共同抵制政治對學術的侵蝕，為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貢獻力量。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臺港澳與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