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新修訂的《婚姻登記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就不得不說說呂曉光夫婦的經歷。

呂曉光在福建南平工作，妻子是四川省德陽市人。兩人準備回妻子老家領結婚證。2022年4月，他們從南平坐高鐵去福州，從福州坐飛機去成都，再乘車去德陽。飛機上，因呂曉光妻子孕早期妊娠反應嚴重，就從經濟艙升艙至公務艙。領完證飛回福建時，妻子還是坐的公務艙。兩人來回路費一共花了7000多元，再加上損失的全勤獎，差不多有1萬塊錢，占到兩人月收入1.5萬元的2/3。

其實，跟呂曉光有相似經歷的不在少數，如今，呂曉光們的經歷將成為歷史。

2025年3月2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婚姻登記條例(修訂草案)》，將近年來“跨省通辦”等試點成果上升為法律制度。此次修訂取消了現行條例中內地居民的戶口簿作為婚姻登記必要材料的規定，同時也取消了地域限制，實現“全國通辦”，此舉被視為婚姻登記制度的歷史性突破。4月6日，《條例》正式發布，自5月10日起施行。

婚姻登記從“管理”轉向“服務”

新中國成立后的近50年間，國家在婚姻登記事務上扮演著事無巨細的“大家長”角色。從登記程序的精細規范，到各類證明材料的嚴格要求，處處彰顯出深度介入與管控的態勢。“自1955年《婚姻登記管理辦法》出臺，到1994年《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逐步確立了婚姻登記需提供‘三大證明’（戶口簿、身份證、婚姻狀況證明）以及強制婚檢的規定，構建起婚姻登記全面且嚴格的管理模式。”第十二屆全國青聯委員、河北唐山市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秘書長、華北理工大學副教授向東說。

2003年《婚姻登記條例》公布，將“管理”二字刪除，弱化了行政管理色彩。自此，單位或村（居）民委員會證明被取消，三大證明減為兩項，強制婚檢被取消。但隨著時代變遷，新的矛盾逐漸凸顯出來。向東說，一是人口流動與地域管轄的沖突。人口遷移流動活躍，人戶分離現象普遍，但婚姻登記仍受“戶籍地限制”，異地情侶需往返千里辦理登記，為“愛”奔波。二是數字時代下審核方式的落后。因為缺乏實時聯網核驗技術，假名、冒名登記結婚的案例頻發。此類案件婚姻登記機關沒有直接撤銷權，只能通過法院訴訟糾錯，結果，婚姻登記機關往往敗訴，行政機關的這類“無過錯敗訴”成為司法困局。三是社會的多元需求與婚姻家庭治理的單一的矛盾。婚姻登記機關長期依賴戶口簿作為身份核實依據，現實中當事人因家人扣留戶口簿導致結婚受阻，難以實現婚姻自主。登記機關缺乏婚前輔導、信用監管等配套機制，閃婚閃離、家庭暴力等問題頻發，無法回應群眾對婚姻家庭的多元需求。

向東表示，在人口流動頻繁的當下，“跨省通辦”順應了大批異地工作、生活人群的需求，讓婚姻登記告別地域枷鎖。取消戶口簿規定，契合戶籍改革趨勢，借科技之力的“人臉識別﹢指紋比對”，婚姻登記機關聯網即可精準確認身份，這不僅極大地提高了身份核實的準確性和效率，還讓假名、冒名結婚登記引起行政訴訟的幾率大大降低，有效維護了婚姻登記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全國政協委員、重慶靜昇律師事務所主任彭靜認為，對婚姻登記條例進行修訂是我國堅持以人為本，追求便民高效的服務理念的結果，也是在處理潛在的冒名登記和無過錯敗訴問題時，做出的必要調整。

婚姻登記“全國通辦”入法為何如此不易？

突破戶籍壁壘，實現“全國通辦”是此次修訂最大的亮點，然而，信息化時代，為何婚姻登記“全國通辦”寫入法律之路走了那么久？

彭靜表示，主要存在兩方面原因。一是數據整合與共享難題。實現全國通辦需要各地婚姻登記數據的全面整合和實時共享。不同地區的婚姻登記系統建設時間、技術標準、數據格式等存在差異，要將這些分散的數據統一整合，實現互聯互通，技術難度大、成本高。此外，還需要建立安全可靠的數據共享機制，保障數據的準確性、完整性和安全性，防止信息泄露。

二是地方政策差異協調。我國不同地區在婚姻登記的具體政策和操作流程上存在一定差異，比如，對婚姻登記所需材料、證明文件的要求不盡相同。要實現“全國通辦”，就需要協調統一這些地方政策差異，這涉及各地民政部門之間的溝通、協商和合作，需要平衡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和利益訴求，過程較為復雜。

“公眾對異地婚姻登記的呼聲由來已久。”向東說，早在2015年，北京率先進行“跨區域辦理”的探索。從立法角度來看，《婚姻登記條例》的修訂，必須遵循嚴謹的程序，開展充分論證。長期以來，以戶籍來確定管轄權的傳統婚姻登記體制根深蒂固，改變它需要進行全面審慎的考量。在技術層面，實現“全國通辦”高度依賴全國聯網的信息系統，要求該系統能夠實時共享并核驗婚姻登記數據。然而，我國婚姻登記電子政務建設起步相對較晚，早期的婚姻登記檔案存在大量缺失、損毀的情況，部省兩級數據庫的數據儲備嚴重不足。2018年婚姻登記歷史數據補錄工作啟動，眾多省市耗費了兩年半的時間才基本完成補錄任務，為“全國通辦”的推進奠定了一定的數據基礎。在部門設置上，我國結婚登記的辦理機構較為分散，除了民政部門，鄉鎮政府、駐外使領館也具備辦理資格，離婚登記還涉及法院等司法機關。婚姻登記信息的分散、各部門數據接口參數存在的差異，給數據的統一管理和共享帶來了極大挑戰。從試點推廣的角度來看，2021年，我國才正式開啟婚姻登記“跨省通辦”的試點。試點過程中，優化業務流程、培訓人員、更新設備等都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因此，只能循序漸進地探索。

《條例》會不會帶來閃婚閃離等新問題？

《條例》發布后，人們在歡呼結婚、離婚不再受家人阻撓的同時，也在擔心是否會出現閃婚閃離現象。

“《婚姻登記條例》的修訂是基于社會發展和人們對婚姻自由、便捷登記的需求。閃婚、離婚率高等現象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能完全歸因于婚姻登記條例的改變。社會觀念的變化、經濟壓力、個人自我意識的增強等都會影響婚姻關系。”彭靜說。

《條例》取消出具戶口簿是保障婚姻自主權、順應時代發展的重大進步。這一舉措彰顯了對公民權利的尊重，也契合人口流動背景下異地婚姻登記的現實需求。對于公眾擔憂的閃婚、離婚率上升等風險，向東認為，“我們應理性看待。雖然登記流程簡化可能在短期內影響部分人決策，但婚姻關系本質上取決于雙方情感基礎與責任意識，離婚不宜簡單歸因于登記程序。可以通過加強婚前輔導，將婚姻家庭知識普及納入登記流程，完善信息核驗系統等多種方式，降低潛在風險。”

婚姻登記制度展現出向婚姻全周期治理延伸的積極轉向

“近年來，高額彩禮問題受到社會普遍關注，在一些地區，高額彩禮成為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甚至引發家庭矛盾和社會不良風氣。”彭靜說，此次首次將“治理高額彩禮問題”寫入《條例》，要求地方政府通過宣傳教育引導簡約婚俗，有助于引導婚姻回歸本質，強調感情基礎而非物質交換，具有積極意義。從社會層面看，也能緩解因彩禮問題帶來的社會壓力，推動形成文明、健康的婚姻觀念和社會風尚。但是，《條例》中提及的綜合性婚姻家庭服務指導工作和婚姻家庭輔導服務體系建設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完成好、做好這個工作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和積極參與。

“反家暴干預機制也被納入《條例》，展現出婚姻登記制度向婚姻全周期治理延伸的積極轉向。”向東表示，《條例》通過明確倡導文明婚俗，將價值觀引導與公共服務相結合，從登記環節即強化對婚俗亂象的干預；反家暴干預機制與反家暴法一脈相承，將保護范圍延伸至未婚同居群體，通過婚姻登記機關的及時勸阻和告知，設置所有親密關系當事人的“安全閥”，降低家庭暴力風險，筑牢基層防治的首道防線，都是《條例》值得稱道之處。

此外，《條例》利用“信用﹢科技”共同護衛婚姻安全，通過聯網核對身份及婚姻狀況，利用大數據、人臉識別等技術構建防騙婚、防重婚的防火墻，同步建立婚姻誠信記錄，形成跨部門聯合懲戒機制；服務模式實現從事務辦理到家庭賦能的升級，新增的婚姻家庭輔導服務為家庭幸福提供專業支持。

“隨著在婚姻登記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婚姻登記機關的工作重心發生了重大轉變，更多地轉移到提供婚姻家庭輔導服務、信用監管與失信懲戒、檔案規范化和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向東接著說道，信用監管與失信懲戒機制的建立，對婚姻中的不誠信行為也形成有力約束。比如，對故意隱瞞重大疾病、存在騙婚行為等情況進行記錄，并與個人信用體系掛鉤，讓那些企圖利用婚姻謀取不當利益的人受到應有的懲罰，維護婚姻市場的良好秩序。此外，數字化服務為新人提供預約領證、智能提醒、頒證儀式等個性化、全周期服務，讓群眾享受到“指尖辦”“零跑腿”便利的同時，既是對網絡時代群眾辦事習慣的精準回應，也讓婚姻登記不再是簡單的行政程序，而是成為具有儀式感的永久美好記憶。（記者 徐艷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