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嘉遯集》

曹典球 

1959年6月27日，毛澤東從韶山返回長沙下榻蓉園。當晚，他宴請程潛、唐生智、周世釗等老朋友，82歲的曹典球為來客中最年長者。毛澤東特別提到：“聽說在1924年，是籽谷老先生的一股霸蠻的韌勁，才保留了長沙的部分古城墻和天心閣，這種精神難能可貴呀！”毛澤東說到此，向曹典球豎起了大拇指，眾人不約而同地鼓掌。

“籽谷”是曹典球的字，他歷任湖南人民軍政委員會顧問、省人民委員會參事、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等職，還曾是第一、二屆湖南省政協常委。

“習兵戰不如習商戰”

1895年，18歲的曹典球在長沙應試舉秀才。年輕的他，思想活躍，追求維新思潮，立志救國，考入時務學堂。他受維新思想影響，曾在時務學堂期中考試獲超等第一名，還多次在維新人士譚嗣同、唐才常創辦的《湘報》上發表具有新思想的文章，受到陳寶箴等人的賞識。

曹典球在1898年9月《湘報》第165號發表的《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學戰說》中，將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提出的“習兵戰不如習商戰”，融入教育視野推上新的高度，詳細論證了兵戰、商戰、學戰三者孰輕孰重的問題，認為商戰比兵戰重要，但學戰是最終取勝的法寶。

所謂學戰，就是辦教育，摒棄陋習辦新式教育。過去的中國，官辦有科舉教育，民間有私學教育。然而，千年以降，科舉之途的諸多弊端，嚴重影響著知識分子為追逐名利而應試，煉成了“引證繁博、剿襲僻書”的“詐狡之習”。

曹典球以國內國際所處的大變“時務”為背景，指出清廷派留學生、創立學堂、設置譯書局，“籌所以謀自強敵外人者曰兵也、商也”的不足，歸根結底為“不學之故也”。西方重視教育，“即以兵商論”，這是“開民智、植人才之道”，“乃中西學戰一大機關”。他一針見血，直言僅僅學習西方科技，是不足以改變國家衰亡、積弱挨打的宿命的。

曹典球人微言輕，不能真正影響到當時簡單地將學院改為學堂、未能全面實行新學的現實，但二十出頭的他能夠旗幟鮮明地提出“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學戰”，具有前瞻性眼光和戰略性思維，于后來湖南乃至中國探索倡建商科已具前瞻性戰略眼光。

高舉“教育救國”大旗

百日維新失敗，曹典球沒有像同學蔡鍔、范源濂等東走上海，流亡日本求學，而被迫藏匿山中，經多方斡旋，出兩百金才免于難。他探索救國之路一直未曾停息。

1908年，曹典球任湖南高等實業學堂監督，在職4年間，創辦礦業、土木、機械、化學，鐵路等專科，為湖南高等工業專科教育打下了最初的基礎。他建成專門培養中等實業學堂教員的實業教員養成所，成為湖南第一所多科型高等工業學堂。以至于清廷學部評論：“中國自北洋大學堂外，工程學科未有如湖南高等實業學堂之完善者。”他還創辦了中國第一本《實業雜志》，推動實業問題的研究。

民國初建時，曹典球先后擔任南京政府教育部主事、北京政府教育部秘書、國務院秘書。他不屑于袁世凱的所作所為，自請離任，還撰寫了大量討袁文章。

曹典球先后受邀組織湖南育群學會，與美國雅禮會合辦湘雅醫院和醫學專門學校，擔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長，并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秘書長參加北伐。1931年秋，曹典球以省府委員、教育廳長，兼任湖南大學校長。他上任伊始，在前任代理校長楊卓新恢復文學院商學系的基礎上，正式招收新生，一舉突破了當時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排除商科的范式。

曹典球因援救過楊開慧和保護過毛岸英兄弟，以及曾寫檄文聲討蔣介石背叛革命，被蔣介石強令省府主席何鍵免職。此后，曹典球用自己多年積蓄，和幾位老友創建了明憲女中和文藝中學，高舉“教育救國”大旗，而聲勢日隆、不失初心。他認為救國“要的是科學，要的是經濟，要的是人才”。

曹典球一生以育人為己任，縱使抗戰期間隨校接連西遷、轉徙流離，毅然將六十大壽所得賀禮萬余元全部用來建筑文藝中學的實驗室和圖書室。長期作為政府要員兼任省立大學校長、教授，曹典球的年薪不菲，但從不治家產。妻子和第四子都因勞累過度病死在漣源，無錢安葬，當地士紳義贈棺木才完畢喪事。某次，其長子積蓄了一點金飾，準備買田產，被他獲悉，立即要過來，并嚴厲地說：要錢用，可陸續向他要，不許買田產。

“請向曹子谷先生致謝意”

1938年4月10日午后，日機發動三隊27架飛機，對長沙再一次狂轟濫炸。湖南省內公共建筑規模最大的科學館毀壞2/3，學生宿舍毀壞三棟，殘存者也是敗壁殘垣。“全校精華，付之一炬。”據統計，直接物質損失200多萬銀圓，相當于今日三四億元人民幣，師生死傷上百人。

年屆花甲的曹典球聞日機轟炸湖大慘況，憤然賦詩：“吾華清胄四千載，禮義涵濡迄無改。詩書雖毀心尚存，人人敵愾今何待。嗟余衰老聞惡聲，枕戈待旦思群英。誓撲此獠度（渡）東海，再集鉛松起百城！”手無寸鐵的赤子名宿，只能以激憤之詩，發出倔強不屈的抗日怒吼。抗戰勝利后，曹典球激情寫下《喜聞日本無條件投降》：“忽聞三島樹降旛，驚喜還疑舊夢溫。八載同胞拼血肉，一人心力挽乾坤。太平有道今方始，大道無私善者存。投老荒山荼蓼慣，也持爆竹助歡喧。”

曹典球感嘆：“自古國家危難之際，以文人之憂為最深……乃集八年中所為詩，匯成一帙，命曰《八年嘉遯集》。”《八年嘉遯集》中收錄有他與錢基博、錢鍾書的酬唱之作9首。20世紀40年代，錢氏父子在藍田國立師范學院執教，聽聞曹典球攜文藝中學來到距離數十里的湘鄉楊家灘，于是步行十多公里登門拜訪，并邀他來校兼課。曹典球每出一首詩，錢基博必索來讀之，并在《猛庵集序》中贊其“悲天憫人，老而彌篤，慷慨傷懷，有不能以喻諸人人者”。

1949年，程潛、陳明仁謀劃湖南和平起義，曹典球積極響應，并常在湖南大學、文藝中學師生中演講，宣傳愛國思想，鼓勵學生為長沙和平解放作貢獻，并公開保釋被白崇禧秘密逮捕的湖南大學、湖南一師的進步學生，與社會各界人士聯名通電表示公開支持。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長沙宴請曹典球，其中有對他在20世紀30年代出面找何鍵援救妻兒的謝意。此前，他們已然熟識，甚至在馬日事變前，二人曾在曹家后花園涼亭里有過一段關于“革命是否成功”的長談。毛澤東幾次在致同窗好友周世釗的書信中，都提到“請向曹子谷先生致謝意”（1955年10月14日），“又請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謝謝他贈詩及贈南岳志”（1956年12月29日）。“曹子谷”，即曹籽谷。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