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顯忠在學術交流活動中發言。（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劉顯忠：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俄羅斯歷史與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走出北京地鐵張自忠路站，西行百余米，一座西洋古典風格的灰磚小樓靜靜矗立在3號東院。這座院落如同一部凝固的編年史冊，從清政府海軍部到北洋政府國務院，再到抗戰時期的日本興亞院……如今，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的燈光常在此亮至深夜。20多年來，劉顯忠伏案研究，從一片片蘇聯檔案中破譯著歷史的密碼。

“史料就在那里。”劉顯忠說，“而研究者要給予它獨特的闡釋。”如同這一座院落，每塊磚石都鐫刻著歷史的紋路，每個時代又在續寫新的注解。

舊與新

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似乎是史學家們逃不開的命題。與其說歷史應該為現實服務，劉顯忠更傾向于認為，歷史研究者應該為現實服務。

“當然，這并不是說今人就能以論代史，更不意味著可以任意扭曲歷史。”劉顯忠隨即補充道，研究者為現實服務，說的是找到歷史與現實的契合點，通過對歷史事件的研究，提煉出對當下有價值的借鑒。

“所以說啊，選題非常重要。”劉顯忠操著通遼漢子特有的東北腔調，“如果專挑那些冷門偏題，那確實是‘蝎子粑粑獨一份’了，但是有什么價值呢？”

他這么說著，倒像是個對史書充滿熱忱的老頑童。時光倒回劉顯忠的童年，他對歷史的興趣，始于雷打不動的“評書時間”。每天晚上七點半，爺爺和父親總會準時打開收音機。從《三國演義》《隋唐演義》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半小時的評書成了他緊張學習中最期待的時光。楊家將的忠烈、岳飛的精忠報國，連同保爾·柯察金的成長軌跡，在說書人抑揚頓挫的演繹中，為他拼湊出最初的歷史認知框架。

初中開學，新發的英語教材兩天后便被收回，換上了俄語課本。這次課程調整，是因為學校的英語老師不夠用。彼時正值中蘇關系特殊時期，一位因國際形勢變化轉崗至中學的俄語教師，意外成為劉顯忠所在年級的俄語啟蒙者。“所以說，每個人的經歷，都折射著時代進程。”憑借對歷史的熱愛和俄語的精通，劉顯忠在大學選擇了歷史專業，逐步踏入蘇聯歷史研究領域。

那些評書中家國情懷的故事，俄語課本中對蘇聯的初步了解，也潤物細無聲地塑造著劉顯忠的世界觀。以史為鑒，他關于舊事的研究，處處回響著新聲。

“蘇聯是先有蘇聯共產黨的喪權，后有國家的解體。”——劉顯忠撰寫的《從蘇共喪權看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性》論文摘要第一句便振聾發聵。劉顯忠分析，蘇共喪權，關鍵在于不重視自身建設，忘記了初心，沒有有效的權力監督機制，沒有真正確立起依法治國的制度。

劉顯忠的語速略快，思路卻毫不卡殼，無論古巴導彈危機，還是俄國民族問題，隨口便能深刻講解。經他一講，人們更能感到，史料中短短一頁、寥寥數語，暗藏多少驚心動魄、血淚教訓。

也正因歷史的深刻意義，劉顯忠常告訴學生，不要一直抓著舊問題研究，要有創新性的洞察與思考。

然而，真實的史學研究，不同于評書演繹的跌宕起伏，也非初讀故事的新奇雀躍，而是需要研究者抽絲剝繭，交叉印證，方能窺見吉光片羽。更何況，蘇聯研究作為一門顯學，諸多問題在冷戰時期和蘇聯解體時期便已歷經深入探究。

博士生趙雅濛回憶：“劉老師建議我們，不妨將視野投向同時期其他國家的成熟研究成果。讀到冷戰時期美國輿論戰的案例時，可以想想：同時期的蘇聯存不存在類似的輿論戰實踐？若發現歷史事件與現有研究間存在空白，不正是創新之處嗎？”

在史料上，劉顯忠同樣有嚴格的標準。求學期間，他最煩惱的是“如何獲得好資料”；隨著網絡迅速普及，他煩惱的是“如何獲得真資料”。即使面對俄語原文資料，也不能不加甄別地全盤接受，首先要核實其引用材料的真實性；若材料確鑿，還需審視能否基于材料推導出文中結論。

史料收集甄別不易。這些年，劉顯忠曾參與編譯《中蘇關系檔案匯編·1927—1937年卷》（待出版），主持編纂人民出版社九卷本蘇聯史的《國內戰爭》卷（待出版），還帶領團隊翻譯俄羅斯版《清史》，為清史研究者提供參考。

史料如山，劉顯忠便成為行路的挑山工，身在此山，挑起歷史的舊章與新篇。

嚴與寬

在互聯網信息觸手可及的當下，劉顯忠的公開資料卻顯得格外精簡——知網數據庫中排列整齊的學術論文，全國兩會期間媒體報道的提案建議，幾乎構成了這位學者在公共空間的全部數字足跡。

這種極簡的存在感，是劉顯忠主動選擇的沉默。日常學術活動中，他很少出現在講座與論壇的聚光燈下，對于諸多邀請總是婉拒。近年來，面對多家雜志的約稿請求，他同樣選擇了推辭。

事實上，每個與劉顯忠交流過的人都能感到，他并非孤僻的怪咖，反而相當幽默隨和，任何問題都愿意解答。公共空間的沉默克制，僅僅源于劉顯忠對學術表達的嚴格自我要求。他覺得，只有在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梳理出新的歷史脈絡時，自己才具備向學界發聲的必要性。如果只重復既有研究成果，并不能充分體現學術交流的意義。

2009年，劉顯忠在歷史學頂級期刊《歷史研究》發表《中東路事件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對中東路事件提出了不同于傳統主流敘事的新見解，迅速激起學界的廣泛關注與激烈討論。

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是中蘇邊境的一次大規模武裝沖突。前些年，國內一些出版物把中東路事件與蘇聯占領黑瞎子島聯系在一起。

劉顯忠大量考證后提出，中東路事件爆發之前，黑瞎子島就已處于蘇聯的實際控制之下。而中東路事件緣起于中東鐵路問題，始終未涉及黑瞎子島問題。“無論是當時《申報》《國聞周報》等有關中蘇沖突的報道，還是結束中東路事件簽訂的《伯力議定書》，都沒有提及黑瞎子島。從目前能看到的檔案材料看，也沒有1929年中東路事件中蘇軍占領黑瞎子島的記載。”劉顯忠由此得出結論，兩起事件的關聯不符合基本事實。

2018年，在《中東路事件與黑瞎子島問題之史實澄清》結尾，劉顯忠寫了一段話：“歷史研究應以求實存真為要務，研究者不能根據個別材料就簡單地下籠統的結論，也不能假設和推論，要在對各方面的材料進行充分分析基礎上得出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才能經得住時間的考驗。”這也正是劉顯忠始終堅守的學術信條。

而一旦選擇發聲，劉顯忠并不畏懼爭論。“如果已成定論，也沒有研究的必要了。”他言語中有幾分快樂，還有幾分躍躍欲試。學術爭論并不可怕，反而能給新視角的誕生提供機遇。而在故紙堆里挖出新東西，給老問題找到新角度，是劉顯忠在學術探索中的樂趣所在。

這份樂趣，也化作劉顯忠對學生的期望。“我對學生挺嚴格的。”劉顯忠坦言。有時學生拿著作業愁眉苦臉找他：“劉老師，你給我們打的分，比別的老師低多了。”劉顯忠耐心解釋：“我要是每次都給你打100分，哪還有進步空間？”而且，劉顯忠覺得，作業的意義并不在于分數高低，而在于鍛煉學生構建邏輯框架與獨立思辨的能力。

趙雅濛回憶，讀博期間她將第一篇待發表的論文交給導師審閱，劉顯忠逐字逐句批注，連腳注中的標點符號錯誤也被圈出。“你現在是博士生。”劉顯忠嚴肅地說，“必須確保每個環節都做到完善。這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學術界負責。”

對學生要求嚴格的劉顯忠，面對學生的需求，卻總是很寬和。當學生需要評選獎學金時，劉顯忠總會提前了解所需材料，按時為自己的學生準備好。對于跨專業學習歷史的學生，他大手一揮鼓勵：“沒啥，大家都有學習的過程。”

今年畢業論文預答辯結束后，趙雅濛有個專業問題想請教相關專家，當天研究所正舉辦活動，她看著滿場學者卻不敢主動求教。劉顯忠爽快地說：“怕啥，我帶你去！”他帶著趙雅濛逐個請教相關領域的專家，直到問題得到解答。

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只是山。從最初積累的學問，到敢于質疑的勇氣，再到建立新的敘事邏輯，劉顯忠的一分嚴，換來的是學術之路一片寬。

近與遠

“去黑瞎子島、珍寶島，還有三沙市的調研，都令我印象深刻。”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以來，劉顯忠曾跟隨調研組奔赴多地，這些地方，他在書本上早已熟知。

黑瞎子島上，有“原生態”島嶼的綠色生態之美；從書本上了解的珍寶島事件，在實地考察中漸漸具象化；三沙市居民與鄰國漁民相互救助，彼此守望……劉顯忠說：“那是一種撲面而來的震撼，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多年前，在莫斯科師范大學歷史系留學期間，劉顯忠曾體會到不同國家歷史觀的差異。這種差異往往與國家利益相關。在涉及本國歷史或內政問題時，各國學者或許能達成某些共識，但一旦觸及兩國關系，不同立場便會衍生出不同的歷史敘事。

“由于我一直學習中國歷史，所以能感受到對方某些觀點的偏差。但假如是不了解中國歷史的人，可能會輕易接受這些說法。”劉顯忠以《尼布楚條約》為例，“條約是否為平等條約？究竟對哪方更不利？中俄學者存在分歧。部分俄羅斯學者將雅克薩之戰說成是中國對沙俄的侵略，還認為《尼布楚條約》是沙俄吃了大虧。”

這些認知沖突促使劉顯忠意識到，任何學者在涉及國家核心利益時，都不會輕易認同他國的歷史解釋。“但是，如果我們自己不發聲，怎么要求他人聽我們說話呢？”

成為政協委員后，劉顯忠的第一件提案便是圍繞加強文科基礎研究：“要建立我們自己的知識體系。”與此同時，學術交流是文化外交的重要方式。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劉顯忠提出，加強與國外學術機構和學者的合作，讓雙方學者能夠了解對方在相關問題上的研究進展，找到共同語言，不自覺地產生要深入了解對方的意愿。他進一步解釋：“這種交流需具體務實、問題導向，針對一些亟待澄清的具體問題進行交流和研討，從學術上把問題搞清楚。還可以及時傳播最新研究成果，消除民眾的疑慮和誤解。”

將各國學者拉得更近的同時，劉顯忠也將目光放得更遠。他在調研中發現，現在的小學，雖有包含歷史內容的課程，卻沒有專門開設歷史課程。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劉顯忠建議：“在小學高年級開設歷史課。”

劉顯忠認為，學習歷史有助于孩子們加強對成語、典故和歷史事件的理解，還可以開闊視野，更好地了解人類社會是如何一步步發展到今天的、自己的國家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可以讓孩子產生歷史感、時間感，對歷史進程有宏觀的認識。而且，及早普及歷史常識，還有助于孩子們在互聯網的海量信息中增強分辨能力。劉顯忠建議：“將課堂教學和參觀博物館、檔案館等現場教學形式結合起來，進一步激發學習興趣。”

如同山看著很近，走起來卻遠，劉顯忠深知，提案的采納實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件需要長期堅持、久久為功的事情，甚至可能一時半會看不到明顯的效果。

但劉顯忠的樂觀與堅持不需要理由，只要堅持不懈地走下去，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因為，山就在那里。（本報記者 張園 李京 實習生 龐怡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