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號，改用白話文，采用新式標點符號。

1917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胡適從美國發回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一石激起千層浪，一下將新文化運動推向了幾近全民關注的高度，它帶來的不僅是文學語言的變革，更是全民族思維方式的變革和思維空間的擴大。

后來有人說，胡適憑借這篇文章“暴得大名”。天下人和事，沒有哪個能夠“暴得大名”，胡適也是如此。胡適的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爆炸性的重視，且不說文中觀點是在與美國留學同學長期討論后形成的，更何況他之前所做關于使用新式標點的文章已經引起了大家關注。可以說，胡適之前提倡新式標點符號是他“暴得大名”的先聲。

“必以符號句讀”

胡適應是我國現代標點符號系統使用推廣及規范化建設的首倡者與實踐者。早在留美期間，胡適就開始注意標點符號的規范化建設與使用問題了。

1914年7月29日，胡適在札記中說：“我所作日記札記，向無體例，擬自今以后，凡吾作文所用句讀符號，須有一定體例。”并列出了一些釋例。1915年七八月份，胡適用了三晝夜為《科學》雜志寫了一篇約一萬字的《論文字句讀及符號》。

在8月2日的札記中，胡適記道：“吾之有意于句讀及符號之學也久矣，此文乃數年來關于此問題之思想結晶而成者，初非一時之興到之作也。”并表示自己“后此文中當用此制”。胡適于札記中摘出了此文綱要。此文分三大部分：文字符號概論、句讀論和文字之符號。胡適分適用橫排與豎排兩種，擬出了“住”“豆”“分”“冒”“問”“詫”“括”“引”“不盡”“線”10種符號，基本上都是我們現在使用的。

胡適寫出此文后，立即將之寄給了好友許怡蓀，同時給許怡蓀寫信也開始使用自己主張的標點符號。他怕許怡蓀誤會，在1916年1月25日的信中特意附加了一個說明，即說明無句讀的弊端，與自己決心推廣和實踐新式標點的堅定意志：“近頗以為‘句讀’為文字之必要，吾國人士作文不用句讀，今之報章知用圈讀，而制度不完，有圈無點，讀皆成句，其弊甚大。夫無句讀符號，則文字不易普及：（一）詞旨不能必達，（二）又無以見文法之結構關系，（三）故發愿提倡采用文字符號十余種……半年以來，無論作文，作札記，或作書，長至萬言，短至一明信片，亦必以符號句讀。”

胡適此文發表在1916年《科學》（二卷一號）上，也正是此文，引起了大家對他的注意。（注：《科學》月刊于1915年1月在上海創辦，“以傳播世界最新科學知識為職志”。在“《科學》月刊緣起”上簽名的發起人共有9位，依次為：任鴻雋、胡明復、趙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過探先、金邦正、楊銓。）

“此意我極謂然”

再來看看錢玄同日記的記載。1917年1月3日，當他拿到黃侃的《文心雕龍章句篇札記》后寫道：“余從尹默處借觀，覺其無甚精彩，且立說過于陳舊，不但《馬氏文通》分句、讀、頓為三之說，彼不謂然，即自來句讀之說亦所不取……黃君之說，與胡適之之《論文字句讀及符號》直不可同年而語。”

胡文雖然發表已經一年，但由此看來，已在錢玄同心中扎下了根，并取得了他的高度贊同。錢玄同又把此文推薦給了沈尹默先生。1月7日，錢玄同“至尹默處。攜胡適之《論文字句讀及符號》一文（見《科學》第二卷第一期）往，因客冬尹默與幼漁（注：指馬幼漁）及我，選有關于中國古今學術升降之文百余篇，擬由學校出資排印。尹默意欲用西文點句之法，及加施種種符號，將以胡文所論供參考，此意我極謂然”。從語氣看，此時沈尹默可能還沒看過胡適的文章，但可能聽說了，所以錢玄同帶來給他看。

1月21日，錢玄同又來沈尹默處，討論該書的排印問題：“尹默閱胡適之《論文字句讀及符號》篇，極以為然。去冬以來，吾等本選定關于本國學術升降之文百余篇，擬由學校出資排印，授學生讀。尹默擬將此篇句讀符號改用新式，以便觀覽。今已點就《列子·楊朱篇》一篇。”沈尹默讀過后，不僅認同，而且拋棄了前面的“以供參考”，準備付諸實施。

正是由于此篇打底，所以當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前奏，給朱經農的談新文學八事的信于191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2號刊登后，也引起了錢玄同的關注，并給予高度評價。1917年1月1日，錢玄同對沈尹默說：“余謂文學之文，當世哲人如陳仲甫、胡適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論，二君邃于歐西文學，必能為中國文學界開新紀元。”

沈尹默和錢玄同對提倡標點符號的態度應該最具代表性。

“首功應當歸功于胡適”

1917年上半年，胡適繼續在報章撰文《論無文字符號之害》，推動《新青年》從1918年1月出版的第4卷第1號起，改用白話文，采用新式標點符號；1919年4月，又和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劉半農、錢玄同等五位學者共同起草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提請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議決定通過。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第53號訓令，批準了這一議案。這個議案是中國第一套由政府下令頒行的標點符號方案，它確立了新式標點符號的法定地位，標志著現代標點符號體系的正式誕生，在我國語言文字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有學者說：“為了建立這套標點符號體系，多位學者付出了心血，而首功應當歸功于胡適。”（《胡適研究論叢》第242頁）同時，胡適又推動汪孟鄒的亞東圖書館組織出版新式標點的中國古代經典白話小說，建立與普及全社會對標點符號的認知與遵循。

如果說胡適后來提倡白話文為古文派所恨，那此時他所提倡的標點符號也為古文派所憎。在他們眼中，在中國那么優秀的古文中突然插入那么多“蝌蚪”似的符號，是對中國優秀文字的大不敬。這實際上也從另一個側面反襯出胡適提倡標點符號的影響。

當時國內一名學生在文章中用了個問號，被老師大加斥責：“秤鉤也能入文嗎？”魯迅就曾在文章中寫過當時古文派的這種憎恨：“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皮寢肉’。”

張中行后來回憶北大讀書歲月，曾說及林損的一則趣事：“……忽然想到白話和新式標點，氣不從一處來，說提倡這個，就是因為自己不通古文，意思是，如果通，就用不著白話，用不著斷句。越說火氣越大，最后集中到新式標點，說一次看什么文件，里面有他的名字，左旁竟打一個杠子，‘這成什么話！’再往下看，有胡適，左邊也有一個杠子，‘我的氣才消一些。’聽到此，學生都大笑。林先生好像很得意，就這樣，一堂課已經過去一半。”（《流年碎影》）張中行上北大已經是20世紀30年代了，此時，古文派仍然對新式標點耿耿于懷，足見提倡新式標點在當時的古文派心中形成的“震撼”。

（作者單位：安徽省委統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