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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質生產力系列訪談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重要保障
嘉賓:
韓保江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戚聿東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徐凱歌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講師
主持人:
本報記者 王琰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好解放和發展新質生產力
記者: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并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如何理解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系?
韓保江:新質生產力是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更具有創新性、多樣性、融合性,進而對生產關系和經濟體制的“包容性”提出更高要求。
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要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形成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包容協調的經濟治理生態”。
要落實好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加快形成“包容和諧的分配生態”,從而更好解放和發展新質生產力。
現代企業制度和企業家精神有機結合 為高水平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強大支撐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市場活力來自于人,特別是來自于企業家,來自于企業家精神。”在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這一關鍵進程中,現代企業制度和企業家精神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如何通過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培育企業家精神,切實有效地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
戚聿東:現代企業制度與企業家精神有機結合,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高水平構建提供了強大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強調,“企業是經營主體,企業發展內生動力是第一位的。”企業家精神,特別是家國情懷、勇于創新、誠信守法等核心特質,是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內在驅動。二者相互促進,從制度層面提供保障,從精神層面激發創新動能,共同助力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強調:“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必須著眼于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加強黨的領導,完善公司治理,推動企業建立健全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業。”要按照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完善企業治理結構,規范股東行為、強化內部監督、健全風險防范機制,不斷完善勞動、人才、知識、技術、資本、數據等生產要素的使用、管理、保護機制。
現有企業制度在推動新質生產力方面具有以下優勢:堅持黨的領導,以人民為中心的企業發展導向,支持創新的制度環境。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比如高股權集中度和耐心資本不足,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能力不足,協同創新機制有待完善落實等。需要從以下方面加以妥善應對:優化股權結構、引入耐心資本,強化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能力,完善企業與科研機構的協同創新機制等。
公平充分市場競爭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相互支撐
記者:構建新發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公平充分的市場競爭與新質生產力發展之間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系?采取哪些具體策略來強化這種聯系?
韓保江:各地區、各市場公平充分競爭會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要創新體制機制,進一步推動建立規則統一、競爭充分、高度開放、運行有序的全國統一大市場,為實現公平充分的市場競爭打好基礎。具體措施包括優化地方政府考核體系,建立負面清單制度,深化自然壟斷行業改革,夯實政府間合作機制,推進“維護公平競爭、實現競爭中立”為目標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實施等。
各生產要素公平充分競爭也有助于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新型生產方式的調整變革要求新舊質態生產要素之間充分競爭、優化組合并創新性配置,這就必然要推動勞動力、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新舊要素便捷化流動、網絡化共享、系統化整合、協作化開發和高效化利用,從而促進新質生產力加快形成。要在有效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有效發揮政府在規則制定、維護公平、促進競爭、保障經濟主體合法權益、防范風險和彌補市場失靈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構建包容審慎的市場監管體系。
記者:就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您能展開講一講嗎?
韓保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激發市場活力,就是要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該營造的環境營造好,該制定的規則制定好,讓企業家有用武之地。”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把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推動資源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這并不是否定政府作用,而是需要能夠“既管得住、又放得活”的“有為政府”,從而發揮好“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
公平統一市場監管與發展新質生產力優勢互補
記者: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市場準入制度,優化新業態新領域市場準入環境。如何以改革護公平,加強市場監管,保證各類經營主體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戚聿東:市場監管的公平性和統一性能夠為新質生產力提供穩定、透明和可預測的商業環境,這對于激勵創新、保護消費者權益和維護市場秩序至關重要。監管框架的構建不僅要具備高度的靈活性,以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獨特特征與動態需求,更要具備前瞻性的洞察力,能夠準確預見并有效引導新質生產力的未來發展方向。監管策略要為新質生產力的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鋪設堅實的制度基礎與導向路徑。
市場監管部門要探索更為靈活和適應性強的監管策略,以應對市場結構和行為的復雜性。要不斷更新監管手段和技術,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要完善準入退出監管,適當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暢通經營主體退出機制。要優化價格監管,綜合考慮個性化定價、智能定價的實質和影響。
法治秩序與發展新質生產力互相促進
記者: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那么,法治秩序在新質生產力發展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又該如何構建其與新質生產力的互促機制?
戚聿東:法治秩序的規范性對于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規范的法治秩序為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法律環境,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能夠防止權力尋租與腐敗現象的發生。加強法治建設,構建規范的法治秩序,對于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依托于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新技術。新技術的發明與應用為法規有效執行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數據處理能力的提升和技術的迭代,使現代信用體系成為促進法規執行的有效監督機制。所以,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也反向促進法規的有效執行,促進法治秩序的規范。
信用制度和道德誠信與發展新質生產力協同共贏
記者:《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多處提及“信用”“誠信”,包括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和監管制度、構建環境信用監管體系等。信用制度和道德誠信在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應采取哪些舉措進一步整合資源,完善信用體系建設?
徐凱歌:道德誠信是經濟主體內生品德和綜合素質的外在表現,是信用制度的道德基礎和精神支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信用制度關注經濟領域的市場交易和合約履行,具有法律依據。道德誠信強調經濟主體的誠實守信,源自主體內在的價值觀。二者構成了社會信用體系的支撐點,共同維護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
完善信用制度和道德誠信,推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有助于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可靠的制度賦能。要加強社會信用體系的制度建設,繼續加大宏觀層面的政策引導,出臺配套的行政法規和實施細則,細化操作規范,增進部門之間信息協同。要建立健全數據信息與數字化智能技術的賦能機制,運用數字化手段,將信用監管貫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周期。要推進分級分類的信用監管,提高監管效能,實現對守信者“無事不擾”,對失信者“利劍高懸”。
(沈天洋、欒菁等對此文亦有貢獻)
編輯:董雨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