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里，不識字的彝族女性在短視頻窺到了大涼山外的世界；鄉村中，農村主婦自學直播帶貨拿到了經濟收入；工地上，農民工女孩用短視頻記錄歌聲，在圍觀中感受到被欣賞的快樂……短視頻平臺讓人與人連接在一起，是普通人享受算法技術成果的時刻。傳播學者陸曄認為，信息爆炸社會，我們不可能依靠人工篩從龐大的信息池里篩選信息，算法是唯一可用的辦法，“如果沒有算法推薦，你爸跟你看一樣的東西，他就該砸手機了。”

陸曄是復旦大學的法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她與潘忠黨共同撰寫的論文《成名的想象》是中文新聞傳播界引用量最高的論文之一，這幾年她持續關注新聞生產、媒介技術，與許多知識精英的視角不同，她看到了短視頻推薦算法技術背后的價值。

當世界從電視媒體時代走向新媒體時代，傳播模式從“一對多”向“多對多”轉變，個體的聲音被放大了。陸曄說，這是她感受到的時代的重大變化——普通人參與進入了公共生活。

過去，陸曄做過不少關于短視頻的研究。她講到，因為刷短視頻，一個彝族的婦女第一次將視線走出了大涼山，看到了廣闊的世界。她提到了一部紀錄片《張拔村最后的導演》。這個紀錄片講述了在山西的廢棄村落里，一位阿姨每天用短視頻記錄村里的人和事，收獲了幾百個粉絲，多數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年輕人。陸曄說:“等老人走了村莊也就不存在了，它(短視頻)對那幾百個人是有意義的。”

通過短視頻，人們能看到廣闊的世界，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也能讓外界看到自己。陸曄一直在關注這種“可見性”，她的論文《短視頻平臺上的職業可見性：以抖音為個案》發現：“短視頻的職業可見性是每一個個體都可以主動走上前臺、站到聚光燈下，積極展演自身的職業可見性。”她認為，弱勢群體、非主流人群如果不被看見，保障他們的需求就無從談起。因此，“看見是第一步。”

陸曄在《國際新聞界》發表的論文

陸曄有位博士生研究直播賣貨的農村婦女，她們通過培訓來學習如何起號，按自己理解的算法規則制作內容，策略有時奏效，她們對自己的生意和工作更有信心，有時失敗了，就會繼續學習。“這樣非常積極的一面，難道不應該被我們關注到嗎？所以我既不贊同算法是為我所用的工具，也不贊同算法是萬惡之源，都太極端了。”陸曄表示。

直到今天，人們對短視頻的觀點也不盡相同。有人將“后真相時代”看作媒介變革后“碎片化敘事”的自然結果，在陸曄看來，事情并非如此。她認為“后真相是因為有人想讓你相信后真相”，謠言的背后是“利益和流量”。相反，短視頻的全民化也給了追求‘真相”的可能。陸曄提到了一個“公民見證”的學術概念，即每個用戶通過手機記錄碎片化信息，從中可以整合出一個更完整、更充分的事實性信息，這已經成為了許多媒體機構工作的方式。

近年來，媒體技術的發展造成信息爆炸，普通人面對龐大的信息量會無從選擇，短視頻的算法應運而生，如果沒有算法，人們可能無法看到感興趣的信息。她說:“算法是目前唯一的辦法。”

對于算法技術的爭議，陸曄拒絕了非黑即白的判斷，陸曄說:“沒有算法的時候，社會也不是完美的。”她認為在算法誕生之前，許多不公平也都在發生。而對于“信息繭房”，陸曄認為它一定存在，但它一直都有，“有人一輩子也不讀《紅樓夢》，那他也是在某種程度的“信息繭房”里。”對于無處不在的“繭房”，她用一種更加理性的態度考量:“我們要關注，但不可能把它完全消滅，或者說出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這做不到。它永遠是一個動態的、不斷平衡的過程。”

許多實證研究證明，算法有助于推薦內容的多樣性，是“破繭”的工具之一。2025年1月，新聞學領域的國際期刊《Digital Journalism》發表了一篇論文，探討了算法與用戶行為交互對新聞多樣性的影響。該研究以國內某短視頻平臺為數據來源，通過開發虛擬代理測試的實驗方法，模擬人類用戶與推薦算法互動。結果顯示，相較于無算法的隨機推薦，算法推薦的新聞類別顯著更多樣，算法有助于用戶接觸到平時不易遇到的新聞來源。

在社交媒體去中心化的年代，陸曄認為文化不再只由大眾媒體和知識精英決定，每個人都參與到了對文化的定義和闡釋里。她舉例五條人樂隊的仁科是看著《故事會》長大的，樂隊有張專輯就叫《故事會》，大眾文化養育出非常優秀新生代音樂人。“所以它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事兒，有很大的灰色地帶。”在陸曄眼中，這種情況下，需要更多人參與公共生活，共同來塑造和定義我們的文化。算法不僅屬于算法工程師，也屬于每個人，每個人都應該發聲，加入到算法政策制定和技術原則的協商里，讓自己在動態過程中加入算法和公共生活，如此才能形成一個好的社會。

伴隨著技術的發展，新的社會已經形成，“不可能倒退回去”，而是應該看到新媒介形態重新塑造連接的力量。作為一個學者，面對不完美的新技術、新媒介，她說她未來想做的是“用各種方法抑制它黑暗的那一面，要在灰色地帶里推動更多的事物朝著好的可能性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