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安委員出席全國兩會

作為一名高校工作者，我主要從事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因為在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履職的緣故，我對“三農”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平時通過參與實地調研、座談會和專題協商會，抓住一切機會努力提高自己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認識水平，并基于所思所學積極建言獻策，履職盡責。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才振興是鄉村振興的基礎”，強調要“激勵各類人才在農村廣闊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華、大顯身手，打造一支強大的鄉村振興人才隊伍”。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我提交的政協提案是《大力培育鄉村CEO、創新人才下鄉機制》。我注意到，近年來浙江、廣東、云南、重慶等地的基層政府積極探索聘請“鄉村CEO”的計劃，通過市場化渠道向全社會招聘，引入懂農村、善經營、會管理的專業人才或團隊參與鄉村經營和建設，取得良好效果。經過一番調查研究，我認為發展鄉村CEO是突破本土性人才渠道、創新人才下鄉機制的重要舉措，目前的經驗做法值得進一步總結、優化和推廣。該提案提交之后得到了農業農村部、教育部、人社部等國家部委的積極回復，相關內容也刊登在《人民政協報》和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周刊》，引起了一些社會反響。在一次全國政協領導與聯系委員的談心談話中，我匯報了關于大力發展鄉村CEO的一些想法和建議，得到了肯定，并通過信息渠道專報國務院有關領導。

在去年的實地調研中，我印象最深的經歷是走訪浙江省杭州市余杭街道永安村，與永安村的職業經理人劉松進行深度交流。調研發現，永安村雖然靠近杭州市區，但地處基本農田保護區，97%的土地都是永久基本農田，只能靠種糧食賺取收入，在余杭街道長期屬于無資金、無用地、無風景的“落后村”。擁有多年職場經驗的劉松獨辟蹊徑，在“稻米”上做文章，探索出多種致富模式。一是推出“稻田認養”計劃，簽約70多家企業，以每年產出的優質大米，換取企業的認養費。這樣一來每畝稻田的綜合收入從555元提高到5800元；二是“共享菜園”計劃，感興趣的市民可以每年支付1380元認領一塊15平方米的菜地自行耕種，或者花費2680元交由村里托管，每年可以得到兩季、至少8種有機蔬菜。三是延伸價值鏈，打造永安大米、米漿飲料、米酒、年糕等優質產品組成的稻米產業。短短幾年，永安村的村集體收入大幅上升，劉松也成了周邊八村聯合聘請的鄉村CEO，可以進一步擴大鄉村經營的范圍和成果。

劉松的成功讓我切身體會到，鄉村振興真正缺乏的不是資源，也不是資金，而是有創意、有干勁的經營型人才。我后來與多地鄉村CEO交流，進一步了解到目前鄉村CEO的發展仍然面臨不少的挑戰，例如上級政府對于鄉村CEO的認可程度和定位，鄉村CEO與村兩委的職責分工；鄉村CEO的個人發展前景等。以鄉村CEO為抓手推動鄉村振興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未來我還需要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大局，聚焦“國之大者”和“民之關切”，積極履職建言，貢獻自己綿薄之力。（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主任 周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