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簡介 中國當代作家、學者，原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中共第十二、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2019年獲“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

二○二三年五月，八十九歲的王蒙（左）在喀什古城與新疆老百姓在一起。（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這是唯一正確的道路，也是作家藝術家最大的幸福。”“只要我們與人民同在，就一定能從祖國大地母親那里獲得無窮的力量。”

王蒙就是這樣一位作家，他始終站在國家的高度，與人民同心、與時代同行，創作出一部又一部優秀作品，獲得國家與人民的認可，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

“書寫時代，筆耕青春”

“你看我的手指，這么大一個疙瘩！我用電腦寫作已經30年了，前40年一直用鋼筆寫作，磨出來的繭子現在都在，雖然它已經休息了30年。”

已是鮐背之年的王蒙，伸出右手中指給記者看。那個硬邦邦的關節凸起，仿佛是從他70余年的寫作歲月里、2000多萬字的文學作品中，生出來的堅定信念——

是對文學的信念、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信念，更是對人民的信念、對國家的信念。

2024年10月15日，剛剛過完90歲生日的王蒙——這位文學上的“馬拉松選手”，又出新作，再獲嘉獎。

2萬字的新創短篇小說《高雅的鏈繩》發表。

《在伊犁》系列小說時隔40年后再版。

小說集《霞滿天》獲得“郭沫若文學獎”。

首屆天山文學獎授予王蒙“杰出貢獻獎”……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個時代的文藝，只有同國家和民族緊緊維系、休戚與共，才能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

王蒙的創作，始終與時代同步伐。正如他榮獲“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時，頒獎詞所寫的：

書寫時代，筆耕青春。他是人民藝術家，六十余載筆耕不輟，耄耋之年愈發高產，他見證并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

在他剛剛獲獎的小說集《霞滿天》的授獎詞上又這樣寫道：

“人民藝術家”王蒙是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變遷的在場者、實踐者和見證者。從《青春萬歲》開始，他的創作道路一直都在“風雨兼程”……

“說我‘風雨兼程’，我很喜歡這個說法。我想，這里的‘風雨’，是時代的風雨，是歷史的風雨。因為我的創作從來不是穩穩當當待在家里書呆子式的寫作，我的命運始終是跟黨在一起的，我的人生始終是與人民在一起的。”王蒙說。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民族共同體”

翻開剛剛再版的小說《在伊犁》，紀年式的記敘講述著王蒙在伊犁的故事，有意回避職業的文學技巧，就是為了讓讀者獲得對于新疆無可比擬的真實感。

再翻開40萬字的小說《這邊風景》，有人說，那是一幅伊犁的“清明上河圖”——里面僅關于新疆的“打馕”就寫了四五頁。《這邊風景》在2015年獲得了茅盾文學獎。

兩部小說，都是基于王蒙近20年的新疆生活經歷創作而成的，王蒙形容這近20年是他人生的“中段”，他說，一條魚，肉最厚實的部分就是“中段”。

“如果我不去新疆，我上哪兒寫出這些作品呢？毛主席希望知識分子到工廠去，到農民的田間地頭去。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這是一脈相承的！”

知識分子要經風雨，見世面。1963年，29歲的王蒙決定去新疆。他馬上給愛人崔瑞芳打了個電話，愛人當即同意。他只用了15分鐘的時間做這個重要的人生決定。“跟黨走，不會錯。”王蒙說。

下定決心后，王蒙很快就帶著家人，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到了西安，在西安駐留一晚轉車，又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來到了烏魯木齊。

“整條街上洋洋盈耳的音樂一下子就變了，和我過去聽的完全不一樣。”正在接受采訪的王蒙瞇起眼睛，仰靠在沙發上，用手打著拍子，哼起了那個年代的新疆歌曲。

“街上的大雪，遠看好像千層餅一樣。一層白色的雪，人和車一過，變黑了，又一層白色覆蓋上去，三五層，這么厚……”回味著初到新疆的他，感受著那個撲面而來的全新的世界，半個世紀以前的畫面，在王蒙的描述中徐徐展開。

“他們洗衣服時擰衣服的動作，是正手往里擰，不是反手往外擰；他們給衣服釘扣子，是右手牽著針線，往左邊肩頭上扯，不是往右上方扯；他們用刨子推木頭，是往懷里拉，不是往前頭推……”

王蒙滔滔不絕地說著，興奮地比劃著，那是一種把新疆融入生活、融入生命、融入文學的聲情并茂。

“雖然我們習慣不同、語言不同，但我們是命運共同體、民族共同體、生活共同體、事業共同體、情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也是艱苦共同體。”

“我們之間的文化是相通的，都一樣不糟蹋糧食。馕掉到地上，要撿起來吃掉；牛奶落到地上，要用土埋上；都一樣敬老愛老，有老人在，年輕人絕不敢大搖大擺地從老人前頭走過，而要從老人的身后走，實在沒地方走，也得彎著腰走過去……”

“新疆各族人民對我恩重如山！我也深愛新疆各族人民！”

說到這里，王蒙十分動情。

“在那個艱苦的年代，在巴彥岱一個不知名的小村子里，王蒙這個漢族小青年兒，每天都有一小碗牛奶喝。”

王蒙把雙手窩成一個圈兒，比劃著碗的大小，然后抬頭沖記者燦爛地笑了出來，臉上仿佛重現了當年那個漢族小青年喝著牛奶時的溫暖與豪邁。

那時的王蒙白天勞動，晚上到夜校給農民上課，教農民學習新文字，這些在他的小說中都有體現。

“我和他們一起勞動，別看我那時才53公斤的體重，但是我能扛得起65公斤重的麥種。我走在跳板上，把麻袋往大卡車上啪地一甩、一扔，那個跳板可是顫悠悠的，你腿要是一軟，腦袋就得沖下去，對不對？我確實得到了鍛煉！”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閻晶明看來，王蒙所寫的這些，是民族團結的生動見證，是情濃于血的深厚感情，是心靈相通的形象記錄……他對記者說，書中的敘述者“老王”，既是一個文學人物，同時也可以看作是民族團結的使者。

與王蒙有著50多年交情的哈薩克族作家艾克拜爾·米吉提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每提到新疆，二人就激動起來，經常是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和漢語交替蹦出來，好不熱鬧。

1973年4月，王蒙和四位工農兵“三結合”創作組成員到伊寧縣紅星公社（今吐魯番市于孜鎮）搞連環畫腳本創作，艾克拜爾·米吉提作為新聞干事負責接待他們并擔當翻譯。

“那四位都聽我的，只有他不聽我的。他會用維吾爾語和老百姓交流。他是誰啊？”

艾克拜爾·米吉提指著這位個子不高、身材清瘦的青年，好奇地問道。

“他叫王蒙，是個作家，寫了《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受到了毛主席的關心和保護！”

“我第一次看到活的作家！我以為作家都是在扉頁上的。”艾克拜爾·米吉提當時想，那我是不是也能當個作家……

王蒙的到來，開啟了18歲的哈薩克族青年艾克拜爾·米吉提的作家夢。6年后的1980年3月，當艾克拜爾·米吉提的小說獲獎并到北京領獎時，他和王蒙在頒獎現場相見。兩位作家長達50多年的交往，也寫就了民族團結和文壇春秋的一段佳話。

巧的是，兩位作家都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在政協履職。王蒙是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艾克拜爾·米吉提是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雖然在履職上沒有交集，但艾克拜爾·米吉提始終把王蒙這位文學創作上的領路人，作為自己為國履職、為民盡責的學習楷模。

“多從國家層面上提意見、提建議”

“為響應‘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歷經艱險前來解放區參加新政協會議，途中多位代表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第十屆全國政協期間的一次會議上，王蒙一段精彩的發言，引起了王興東委員作為編劇的職業敏感。他向王蒙匯報：“這場關乎新中國命運的盛會，這個危機四伏的懸念，正是能夠寫出一部史詩級大片的電影素材。我們需要一部影片，讓國人了解人民政協的歷史貢獻。”

王蒙認為這個想法很好。在全國政協原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的一次活動上，王蒙帶著王興東向時任全國政協主要領導同志匯報了有關這項工作的想法。王興東寫了報告，通過專委會上報。2007年12月7日，時任全國政協主要領導同志對該報告做出“同意立項”的批示。

于是，便有了影響頗大的電影《建國大業》。

而王蒙的這段講話，正是他作為全國政協原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提出要建立政協文史資料館時的一段發言。

王蒙說，全國政協留存著大量國家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史料，比如新政協籌備會議的史料，比如國徽的設計史料等，這些史料非常珍貴！人民政協的光輝歷程，需要一個文史資料館將它展示出來。

當年在全國政協原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辦公室工作的王合忠回憶，在王蒙的主持下，建設政協資料文史館連續三年成為委員會主任會議和全體會議的重點議題，委員會全體成員都投入了極大的熱情，積極獻策出力。

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著名作家聶震寧也曾多次參加相關會議，他回憶道：“討論怎么把政協文史資料館建設好，這事王蒙可以多管，也可以少管，但他對此投入了很大的、遠超他人的精力。”

2012年9月21日，在各方努力下，中國政協文史館落成，全國政協隆重舉行了開館儀式。

推開中國政協文史館的大門，一幅7米長、3米寬，由王蒙撰寫、蘇士澍書寫的《中國政協文史館記》書法作品呈現在眼前。

“偉大的歷史變革呼喚人民奮斗的狂飆，歷史的新篇章期待著中國共產黨的叱咤風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政協文史館大有可為！”簡短有力，充滿期許。

2024年，是人民政協成立75周年。75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政協始終堅持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服務黨和國家中心任務，在各個歷史時期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政協文史館業已成為人民政協光輝歷程和重要成就的展示窗口、文史資料和政協文化的研究園地、人民政協與社會各界及海內外人士的交流平臺。

在15年政協履職過程中，王蒙投入巨大的精力將文化工作者與政協委員兩個身份進行融合，在更廣闊的平臺上動員更多人參與文化傳承，在不斷創新中推進文史資料工作快速健康發展，在人民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歷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除了倡議推動文史館建設，王蒙還提出政協要舉辦“委員一日”征文活動。

“文壇有以‘一日’征文的傳統。如1936年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反映‘淞滬抗戰’一年間上海風貌的《上海一日》、孫犁等征編的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爭的《冀中一日》……這些征文成為群眾性記錄一個時代、見證某個重大事件的珍貴史料。我們可以借鑒這種形式，搞‘委員一日’征文。”

在王蒙的推動下，從2006年開始，80多篇全國政協委員撰寫的“委員一日”投稿陸續刊發在《人民政協報》上。2007年，《政協委員一日》（第一輯）結集出版。

如今，《政協委員一日》已出版多輯。“委員一日”活動也由此掀開了文史資料工作新篇章，通過廣大委員留下了大量真實且珍貴的史料，充分激發了人民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生機與活力。

“有很多比較前瞻的工作，政協可以通過協商、討論、鼓呼，讓它先‘動起來’。比如大運河的保護、比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等工作，都是我在政協的時候委員們開始呼吁的。今天，我們看到，習近平總書記對大運河保護工作作出重要講話，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在我們國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政協大有可為！我們要把政協工作放到‘服務大局’中來做。”王蒙說。

王蒙擁有作家、原文化部部長和全國政協常委等多重身份。第六至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九至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馮驥才這樣和記者講述王蒙的原文化部部長身份和政協“履歷”：

早年，王蒙作為文化部部長來全國政協參加過文藝界聯組會，記得他微笑地說：“大家對文化部工作有什么意見，希望敞開來說，哪怕是個人化的尖銳的批評。”

后來王蒙到政協來，他換了個說法：“請大家多從國家層面上提意見、提建議。”

我驚訝他對身份轉變定位之快、之準確，他做官員，什么具體意見都認真聽；他作為政協委員，則必須急國家之所急，議人民之所盼，只有拿出這樣的意見和建議，才是盡到政協委員的職責！

“王蒙在政協的發言、提案、講話，都體現了他具有的‘國家的高度’。”馮驥才說。

“做好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橋梁”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除了創作小說，晚年的王蒙將目光放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上。王蒙研究《論語》《孟子》《荀子》《莊子》《列子》《道德經》等專著和講稿共10余部，他以今人智慧激活古代典籍，為古代典籍展示今人視角。他撰寫的《我的人生哲學》《中國天機》等作品，以生活的切身體驗為依據，回憶并論說了中國現當代史上的一些重大課題。

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

“我們今天討論傳統文化，不是重溫，不是復古，而是為了進一步創造，為了更大的發展，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我們的討論，著眼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接軌，這樣做的結果，應該使我們更加自信，更加珍惜，也更加堅定。”王蒙說。

王蒙通過對傳統典籍的解讀，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作出了有益嘗試。

2024年5月，90歲的王蒙與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學者王學典的《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王蒙王學典對談錄》出版。書中，兩位大家深刻回答了中國這個超大規模的后發現代化國家所面對的問題：如何平衡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

兩位大家在對談中深刻闡釋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這是新的文明形態在中國形成的豐沃土壤；并一致認為，文明的更新與發展，須經由文明對話與文明互鑒，這也是中華文明的未來所在。

王蒙的作品《青春萬歲》《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活動變人形》《這邊風景》等具有代表性和開拓性意義，被譯成30多種文字在各國出版。《活動變人形》出版不久，即被翻譯成俄文，在莫斯科首印10萬冊，一搶而光。

王蒙對傳統文化的解讀，體現了他對現實中國的精神觀照，對現代中國的價值判斷以及堅定的文化自信。正如他所說：“做好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橋梁，要在新時代努力擔當起新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