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在北京，有這樣一群普通人，他們與共和國同齡，籍貫都是臺灣省，他們的父輩或在抗日戰爭時期或在解放戰爭時期帶著救國圖存的信念，以各種方式輾轉來到祖國大陸，加入為新中國成立的奮斗中。與新中國同齡的他們，從出生開始，基因中就帶著父輩的愛國情懷，與共和國一起成長。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不一定轟轟烈烈，但他們以一顆熾熱的愛國心，投入祖國轟轟烈烈的建設事業中。本期繼續刊載這群普通卻又不普通的群體故事。——編者

1956年，父親離開我時，我只有7歲，小時候對他的了解，很多都來自于母親和三個哥哥的講述——他是日據時期臺灣一代愛國詩人、一代抗日志士，一直致力于保護和發揚中華文化。作為一名忠貞的愛國文人，父親以他的文采和流風所及，像暮鼓晨鐘般地提醒著日本殖民下的臺灣人，要心向祖國。他也是第一代來大陸投資實業的臺商，一直活躍于文化和實業界，在兩岸隔絕時期，父親一直惦念生活在臺灣的同胞，盼望他們能早日回到祖國懷抱。

屬于父親的身份很多，這也觸動我去探尋更多關于他的過往。成年后，我翻閱了很多檔案資料。也因此，父親在我心中的輪廓也愈發立體與飽滿，并深深影響著我這一生的處世之道。

???活躍于民族運動的愛國詩人

我的父親林子瑾，字少英，1878年出生于臺灣省臺中市的名門，先祖父林染春是清朝的文秀才。父親自幼研習漢語，功底深厚，他的思想新穎，一直走在時代前沿。

年輕時，父親曾考入福建法政專門學校念書，畢業后留學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繼續攻讀法政。他精通德文和英語，曾經把德文法政方面的書籍翻譯成中文。除了是一名出色的譯者，父親更善于作詩，是一位詩文并茂的才子，書法也在臺灣文化界很有名。

父親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后，回到了臺灣，1911年，父親加入抗日愛國詩社——櫟社，寫作中文詩，也是這一年，他在臺中花園町建造了瑾園作為居所，此處后來成為抗日詩社的活動基地。

那時的臺灣，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被強行推行“皇民化”運動，在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日本化”，禁止臺胞使用中文，停開學校的中文課程，廢止報刊中文版等，強迫臺胞使用和學習日語，入日本籍，取日本名，妄圖扼殺臺灣的中華文化，泯滅臺灣同胞的民族意識。

在此背景下，一些不愿意被同化的知識分子，就利用詩社作掩護，積極投身維護中華傳統文化及替臺灣同胞向日本政府爭取自由與民權的運動。櫟社就是當時有名的抗日愛國詩社，父親不僅是詩社的社員，更是幾個理事之一。詩社多次召開會議都選在瑾園，所以父親也是臺灣民族運動非常活躍的領導人物之一。他的不少詩作都展現出濃厚的民主政治思想，著有《瑾園詩鈔》，在《全臺詩》第45冊中收錄其漢詩246首——

鄭成功

一線延明賜姓朱，臺澎割據勢終孤。

千秋倘有英靈在，喜看孫黃覆曼殊。

寄江西鄧天民

一片精誠動彼蒼，手無寸鐵亦何妨。

匹夫有責瀾能挽，眾志成城勢莫當。

試看英雄能暗合，應知家國未淪亡。

他時定有同舟日，珍重天涯各一方。

父親的詩盡顯日據時代臺灣抗日愛國文人的情懷，也因此被日本人盯上，不斷受到恐嚇和威脅，瑾園的墻壁上，至今還留有不少彈痕，但父親從未因此妥協。

1912年，他為尊重民俗民意，決定自己出地出資，建了一所城隍廟，并為其題詩寫匾，這所廟目前仍在臺中，成為了歷史的見證。

1918年，父親和幾位櫟社社友發起創立臺灣文社，又于次年元旦創刊《臺灣文藝叢志》，以瑾園作為文社事務所，這里也成為了臺中文人聚會的重要據點，在日本統治下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

在父親撰寫的《臺灣文社創立經過》一文中，這樣寫道：

今更欲進一言，夫我東亞之有漢學，猶人之有精神。漢學淪亡，則我東亞人之精神盡失矣。近世一部分人士，醉心歐西文明，輒欲排斥漢學，吾因以為不可，請言其故。夫我東亞自伏羲畫八卦、倉頡制文字，于是文學興焉。上下數千年，中東數萬里，皆沾被其恩澤。

在父親看來，振興漢學意義非凡。成立櫟社、文社，正是以“薪火相傳”的意志，時時為喚醒日本人統治下的臺灣同胞，心向祖國，延續抗日意識。

1921年，蔣渭水等人發起成立臺灣文化協會，父親被推為大會議長，后擔任評論員。直至1923年底，臺灣發生“治警事件”，父親不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于1924年避居北平（北京）。

現如今，父親舊居瑾園已被列為臺中市歷史建筑，那里承載著父親往昔的崢嶸歲月，我也期待著有朝一日，能去到父親的故居，看一看當初他奮斗的地方。

???第一代大陸臺商

父親加入櫟社時期，就經常往返于臺灣和祖國大陸之間，始終關心臺灣的前途，尤富民族氣節。

1912年，父親在北平依照當時新頒布的中華民國《國籍法》恢復了中國國籍，并成為連雅堂、吳子瑜等人申請恢復中國國籍的保證人，當時的文件檔案至今還保留著。

在京臺胞的復籍行動源自他們對祖國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是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無聲反抗，更是對辛亥革命勝利后祖國走向興旺發達的熱切期盼。

當時北平到長城外的客、貨運輸仍然要靠人力、馬力，為響應孫中山先生在演說中提倡“修建道路”的號召，1924年父親決定投入資金用于修路，率先選擇修筑了北平通往承德的道路（北京至古北口的京古公路），共計約124公里長。

修完該公路后，父親又購買以內燃機為動力的客、貨運輸汽車各數輛，于1925年開辦北京首家臺資企業“北方長途汽車行”，開通了北京到古北口等地的汽車客、貨運輸。但后來因為軍閥混戰，車行的汽車被虎視眈眈亟待用車的軍閥以征用的名義占為己有，故而只得停止運營。

心懷實業救國理想的父親還先后出資參與農業、制糖、制麻、旅社等多項實業。

雖然人在北平，那些年父親卻一直惦念著故鄉，經常幫助來京的臺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10月臺灣光復，那時父親總是早出晚歸，后來我們才知道，那時他在北平組織成立了“臺灣革新同志會”，他任第一任會長，為當時在大陸身份未認證的臺灣人爭取權益和福利。

當時的北平，有許多高校學生畢業后一時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去臺灣教書。父親就以“臺灣革新同志會”的名義，在北平中國大學開設文化人員講習班，油印講義，主要介紹臺灣的文化、風俗習慣和到臺灣后的注意事項等，還替他們向中國善后救濟總署申請旅費，讓這些學生能夠去臺灣推行教育，推廣應用普通話。1946年，父親帶頭讓我哥林丘回到臺灣，從事華語教學。

1949年后，兩岸隔絕，父親也與臺灣的家屬再無音訊，這成了他心中最牽掛的事。

1956年，父親最終因病醫治無效，懷揣著未能與臺灣的家人團聚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

???父親是我的榜樣

在我心里，父親是個了不起的人。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他一直堅持自己的熱愛，不畏日軍威脅，積極宣傳弘揚中華文化。他曾說，“不要忘記我們是中國人”，這份堅定的文人風骨，讓我深受觸動。

后來，臺灣出版了《被遺忘的臺灣人》《林子瑾詩文史料選集》等書籍，詳細講述了父親的故事，探尋他的不凡事跡。

時光流轉，當我成年以后，越了解父親，就越讓我成為一個行事堅定的人。

我母親曾任協和醫院的總護士長，與父親相識于北平，1939年，父母在北平舉辦了婚禮。

1949年，我于北京出生，上面還有三個哥哥。我們家在經歷了軍閥割據、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等時代變遷后，漸漸失去了富裕的經濟能力。

父親走后，母親一個人供養我們兄弟四人，那時的她很忙，總是姥姥照顧我們。哥哥們成績都很優秀，偏偏只有我這個小兒子最調皮，對學習總是提不起興趣，也最讓母親操心。“沒有組織紀律性”，是母親對我的評價。

剛上高一不久，“文革”便開始了，我沒有經過母親同意，就把家里戶口本偷了出來，跑去派出所注銷了戶口。就這樣，1968年，19歲的我踏上了前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列車，開始了7年的知青生涯。

直到1975年，回到北京，我先調去了北京無線電儀器三廠，后又去了清華大學校辦實體企業華海公司，主要從事核子秤的生產和安裝工作。在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熱愛的事業。

核子秤是一種工業動態計量設備，主要應用于水泥廠、化工廠、發電廠、酒廠和煙廠等，能夠實現對散裝物料的在線連續計量與監控。

雖然我學歷不高，比不上三位哥哥，只是一名普通工人，但我對儀表技術非常擅長，不僅負責核子秤的銷售，還負責現場安裝工作。因為核是具有放射性的物質，后來我還會上臺授課，給職工講述使用原理等。

時光荏苒，青春不在。如今，我這個在父母眼中最不乖的小兒子，也已75歲。回看與新中國共同走過這75載歲月，感慨萬千，祖國如今的繁榮昌盛也正如父親所愿景的那般。再回憶起父親，是他斯文謙和的內在修養，是他厚重深邃的人文精神，也是他剛毅執著的精神力量激勵我成長。

我是個普通而平凡的人，但在我心里，始終把父親作為我的愛國榜樣，我也把這種愛國情懷始終融入在我平凡的工作崗位上，融入在我對促進兩岸交流的行動上，作為臺胞，最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國的完全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