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在宋慶齡的支持引領下，工合國際應運而生。從此，在國際統一戰線的旗幟上，鐫刻下了宋慶齡與國際友人為中國共產黨的正義事業而團結奮斗的不朽篇章……”近日，上海市寶山區政協委員、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華東聯絡處秘書長周學強在“宋慶齡與黨的統一戰線”研討會“青年論壇”專場活動中，給我們講述了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的故事。

在非淪陷區開展中國工業合作運動

1934年，在宋慶齡的建議下，約20名中外左翼人士在上海建立起第一個國際性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小組，小組的第一次會議是在史沫特萊的寓所——培恩公寓（今培文公寓）舉行的。

全面抗戰爆發后，集中于沿海城市的中國現代工業，大多毀于戰火。為了真實了解上海工人階級的生活情況，宋慶齡鼓勵學習小組成員進行社會調查。身處上海的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諾目睹了日軍對中國工業的破壞，“楊樹浦和虹口的景象使人看了毛骨悚然，已燒毀的建筑物仍在遭受劫掠，價值200萬元的機械廠除了地基外已蕩然無存，所有的鋼都被弄走了。各工廠的機器全部進了廢鐵堆，等待送往日本，或就地制造軍火，中國的工業真正陷入癱瘓了。”他們決心要改變這一現狀，充分發揮中國內地的經濟力量將抗戰堅持下去。

路易·艾黎和斯諾夫婦等多次商討后，提出了可以把“迅速的建設和生產、難民的救濟、勞工的訓練與軍事動員，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保衛游擊區的反抗封鎖，與反抗日貨經濟侵略”等目標合在一起的工業合作設想。

隨后，他們制訂出一份在非淪陷區開展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又稱“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簡稱“工合運動”）的計劃草案，并在由中外進步人士參加的“星一聚餐會”上進行討論研究。與會者認為要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工業合作運動，應取得國民政府在行政上和財務上的支持，才能順利進行，同時必須保持這一組織的群眾性，才能調動廣大難民、工人的積極性，并得到海外華僑和國際友人的支持。

工合運動籌辦之初，不僅有上海各界熱心人士獻計獻策，還有宋慶齡給予的莫大幫助。路易·艾黎在辭去上海工部局的工廠督察工作后，前往香港。在宋慶齡的關懷下，路易·艾黎到達香港后的第二天，宋慶齡的弟弟宋子文就安排了一架飛機送他去武漢。經她聯系，路易·艾黎等人取得了宋子文在財政上的援助，替“工合”籌集了初建時急需的資金。

路易·艾黎的武漢之行一開始并不順利，他發現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的態度不冷不熱。一個下午，孔祥熙召集了幾位實業家研究有關工業投資的問題，而關于建立工業合作社的事并不在討論事項之列。據路易·艾黎回憶：“討論還未開始。宋美齡便怒沖沖地闖了進來，要我和端納跟她走……她讓端納去請孔博士下來，孔一進來，她沖著他便說：‘你已經毀掉我打算進行的每一項計劃。但是這一次你毀不了。’她要求馬上給工合開綠燈，讓它開始工作。她說：‘明天早上艾黎必須得到全部授權。’第二天早上，‘工合’的授權果然到手。”

工合運動的保證人

1938年4月，工業合作社促進委員會在上海成立。5月，通過了由路易·艾黎起草的中國“工合”發展計劃，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3萬個合作社，來彌補因戰爭而損失的生產能力，以半手工業的產品來供給軍需民用，來支持長期抗戰。8月，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漢口成立。

工合運動能夠得以順利開展，除了埃德加·斯諾夫婦和路易·艾黎的努力外，更離不開宋慶齡的支持和幫助。早在工合籌建過程中，宋慶齡不但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這一事業，而且主動提出愿意做發起“工合”的保證人。

工合運動在中國大地逐步展開后，宋慶齡便利用各種機會宣傳這一由她親自促成的生產自救運動。1938年8月23日，宋慶齡便通過廣播，向正在美國舉行的世界青年大會介紹中國工合運動，“工業合作社能夠利用一切的失業工人，使我們的士兵獲得衣食，并且免除饑荒，以及別種的經濟不穩定。工業合作社能夠支持長期抗戰，使日本對于占得城市絲毫無利可圖。”并呼吁世界各地進步青年，通過捐款、捐物等方式，支援和幫助工合運動。

1939年5月1日，宋慶齡在給《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專門提及工合運動，呼吁：“支援中國工業合作協會，這種工業合作運動不僅重建著被破壞得支離破碎的中國工業，使千萬個淪為難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復自尊心，并為中國的經濟民主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

1939年12月10日，在工合運動開展一年之際，宋慶齡以工合國際名譽主席的身份，在香港ZBW電臺作了題為《中國工業合作社之意義》的演講；在同年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們兩年抗戰的趨勢和意義》中，宋慶齡也提到了工合運動的意義。美國著名記者、《西行漫記》作者埃德加·斯諾曾滿懷深情地為工合運動寫道：“它給成千上萬中國人提供了工作和教育，并且最后證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合作運動的先驅。”

全面抗戰爆發后，在宋慶齡的支持下，路易·艾黎同斯諾夫婦一道發起了工合運動，組織號召失業工人、難民和貧農建立工業生產合作社，生產救亡，解決生活困難，支援抗日戰爭。當時，為了發動各地群眾，路易·艾黎走遍了中國的非敵占區，行程達3萬公里，這相當于在新西蘭從南到北走上10個來回。

周學強表示：“正是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工合運動進而得到各方面支持，逐步成為‘經濟國防線’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持續抗戰、最終贏得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戰時中國經濟的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工合國際的名譽主席

1939年7月21日，為支援內地民族工業發展和抗日根據地建設，宋慶齡與陳翰笙等人在香港發起成立了工合國際委員會，并擔任名譽主席，其任務是代表中國工合協會接受各國、各團體以及各界對工合運動所給予的借款、贈款和物資、技術等援助，支持由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在內地發起的工合運動。

工合國際一經成立，隨即著手在海外建立各國的“工合”促進委員會，以使各國駐華機構和朋友們能通過贊助“工合”更有效地開展援華抗戰活動。菲律賓是第一個組織起來援助“工合”的國家。1939年4月20日，為支援中國“工合”而建立的菲律賓促進委員會在馬尼拉宣告成立。

1938年9月，前往菲律賓的斯諾夫婦為當地“工合”促進委員會的創建與活動做了大量工作。在抵達后的幾個星期中，他們一面為新四軍和宋慶齡領導的“保盟”募捐，一面為建立“工合”促進委員會而尋求當地華僑的資助。由于他們的出色工作，10月27日，菲律賓的中國婦女救濟會給艾黎寄去了2萬元捐款，作為她們通過投票決定捐贈的14萬元的預付款。11月5日，又寄出了華僑捐獻的6萬元，用于在安徽新四軍地區建立一個“工合”中心。兩天后中國婦女救濟會再給“工合”寄去12萬元。

“工合”的事跡和精神蜚聲世界。1939年底，普律德小姐受香港工合國際委員會的派遣，前往美國尋求其朝野人士對“工合”的支持。經數月宣傳奔波，她私人收到的給“工合”的捐款就超過1萬美元。“工合”促進委員會也陸續在費城、波士頓、華盛頓、紐約和夏威夷等地建立起來。

1940年，美國時任總統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同意充當援助工合運動的全美贊助人，隨即出任美國“工合”促進委員會的名譽主席。由于這一因素和許多同情者的鼎力支持，援助工合運動在美國形成了巨大的聲勢，建立了由100人的顧問委員會和20人的執行委員會組成的中國“工合”全美促進委員會。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因徒步考察八路軍敵后抗戰和寫作《中國的雙星》一書而飲譽中外的美國軍人埃文斯·卡爾遜，還在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建立了一支以“工合”命名的突擊隊，呼“工合”為戰斗口號，在瓜達爾卡納島等戰役中創下赫赫戰功。戰后英語中出現了一個新詞：gung-ho，意為“同心協力的、熱烈的、雄心勃勃的”。這個詞，正是“工合”二字的譯音。（記者 顧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