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2年初進入全國政協(xié)機關工作，1983年加入民盟，后來又擔任兩屆民盟中央委員。因為工作關系，除1955年病逝的張瀾外，我在大小會議上見過歷屆民盟中央主席黃炎培、沈鈞儒、楊明軒、史良、楚圖南等老前輩，并或多或少與他們有所接觸。

我今天要說的兩位民盟中央主席費孝通和丁石孫，在資歷上雖趕不上前面的老前輩，但對我來說，他們?nèi)匀皇俏宜粗氐那拜叀?/span>

費孝通約我去他家談話

1962年初，我進入全國政協(xié)機關工作。工作崗位連續(xù)40多年都在全國政協(xié)機關和人民政協(xié)報社。1983年加入民盟后，盟內(nèi)職務是在民盟北京市委會兼職，主要是指導編輯內(nèi)刊《盟訊》，一個月至多去一兩次。按常規(guī)，我是一個普通盟員，一年一度出席民盟中央全會，是不可能同民盟中央主要領導人有什么直接接觸和交往的。

自20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我長期在全國政協(xié)學習委員會辦公室工作，而民盟中央機關同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lián)一樣，設了學習委員會分會，由全國政協(xié)學習委員會領導，政治學習內(nèi)容也由全國政協(xié)學習委員會統(tǒng)一安排，每周一上午固定在全國政協(xié)機關召開學習情況匯報會。

那時的費孝通先生已摘掉了1957年的政治帽子，擔任中央民族學院（后改大學）教授，但每周都要到民盟中央學習組參加學習。凡遇到在全國政協(xié)禮堂召開的政治學習輔導報告會，或諸如批判梁漱溟的大會，費孝通先生也都來參加，同時前來的還有同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的吳文藻教授和他的夫人、作家冰心女士（她是民進成員）。那時候，即便去民盟中央機關參加小組學習會，中央民族學院也會安排一輛小轎車接送他們。

由于上述這段經(jīng)歷，我同費孝通早就認識。屬于點頭之交。雖也有過短暫談話，但從未有過正式地、深入地交談。1986年拙作《梁漱溟問答錄》在人民出版社主管的《人物》雜志開始連載，幾期以后，就有反響。我不時接到熟人的電話和陌生人的信件，祝賀的居多，偶有擔心或存疑的，但很少。

一個周六下午快下班時，我接到一個電話，一開頭就說：“你好，你是汪東林吧，我是費孝通。”我不自覺地站起來回話：“是的，費老您好！”他接著說：“你寫的關于梁漱溟先生的連載文章，我已經(jīng)看了很多期，很好。我關心這件事，一直沒有時間，明天周日上午你有時間嗎？想請你到我家坐坐，聊聊這件事好嗎？”隨即他告訴我他家住中央民族學院宿舍幾樓幾號，時間是第二天上午9點。我立即回復：“我沒有去過您府上，但我去過冰心、吳文藻二老家，你們是鄰居，我能找到。”

次日，我去了費孝通家。根據(jù)費老的提問，我匯報的要點主要有以下幾個：一是《人物》連載后即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聯(lián)書店分頭出書，時間是1988年初。二是我寫此書的條件首先是梁漱溟先生本人支持，然后是因工作關系我同晚年梁漱溟先生相識相交20多年，因我擔任非常時期政協(xié)內(nèi)部政治學習組講話的小組秘書即記錄員，我直接知道并掌握梁先生內(nèi)部多次受批判的詳情和資料。三是拙作未完成初稿就受到批評，壓力頗大，后因得到時任全國政協(xié)副秘書長、機關黨組副書記孫起孟同志的鼎力支持，并指導我把第三人稱的傳記改為第一人稱的口述歷史。尤其是全書11章15萬字完成后，先由梁漱溟先生本人審看，后由我交孫起孟再次審看全稿，還作了修改和補充，才得以順利發(fā)表和出書。迄今梁漱溟傳記出版有幾十種，拙作是唯一由梁漱溟先生本人作序的。

費老仔細聽完我的匯報后，立即說：“你做了一件好事，也是一件重要事，因為梁漱溟先生不僅是一位赤誠的愛國者、了不起的新儒家創(chuàng)始者，而且具備一般人沒有或者甚少的人格魅力，即特立獨行，無所畏懼講真話。”

費老還說：“現(xiàn)在不少年長者在寫傳記，竊以為有的可以緩寫甚至不寫，但梁先生與眾不同，他年過90，而你是在搶救史料，其價值難以估量。”

他最后對我說：“你的工作不要到此為止，要抓緊時間繼續(xù)挖掘重要史料。你這本書出版后給我寄5本。”我當場應承。

費孝通評價梁潄溟

1987年10月31日，在北京召開的梁漱溟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費孝通當著時年94歲的梁潄溟先生本人和到會的1000多位海內(nèi)外學者，作了題為《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為思想家》的講話。全文如下：

梁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輩，是當代中國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在學生時代就讀過他的書，雖然沒有完全讀懂。

梁先生的確是一位一生從事思考人類基本問題的學者，我們稱他為思想家是最恰當不過的。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1984年出版的《人心與人生》一書第27頁這樣說：“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嘗有意乎講求學問，而只不過是生來好用心思；假如說今天亦有些學問的話，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間從好用心思而誤打誤撞出來的。”

好一個“好用心思”，好一個“誤打誤撞”！這幾句簡單的心里話，正道出了一條做學問的正確道路。做學問其實就是對生活中發(fā)生的問題，問個為什么。然后抓住問題不放，追根究底，不斷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學問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單是為生活，不是為名利，只在對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個究竟。宇宙無窮，世海無邊。越用心思追根，便越問越深，不斷深入，沒有止境。

梁先生一生中是身體力行地用心思，這正是人異于禽獸的特點，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屬性。人原是宇宙萬物中的一部分，依我們現(xiàn)有的知識而言，還只有人類有此自覺的能力。所以可以說，宇宙萬物是通過人而自覺到的。那正是宇宙進化過程本身的表現(xiàn)。進化無止境，自覺也無止境。思想家就是用心思對那些尚屬不自覺的存在，誤打誤撞，把人類的境界逐步升華，促使宇宙不斷進化。

我正是從梁先生做學問和他的為人中，看到了一個思想家之所以成為思想家的緣由。他的思想永遠是活的，從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種學科，各種學說，從前人用心思得出的結(jié)論中提出新問題，進行新思考，產(chǎn)生新的學問。環(huán)顧當今之世，在知識分子中能有幾個人不唯上、唯書、唯經(jīng)、唯典？為此舞文弄筆的也不少，卻常常不敢尋根問底，不敢無拘無束地敞開思想、進行獨立思考。可見要真正做一個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為是物以稀為貴吧，我對梁先生的治學、為人，是一直抱著愛慕心情的。

我原本想就梁先生用心思打撞的問題，提出一些我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但這幾個月一直沒有坐定過，因此這次討論會上我不能提出論文，來求教于梁先生和到會的各位學者，請予諒解。我只能利用這個機會表達我為什么愛慕梁先生的心意。我認識到他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最認真求知的人，一個無顧慮、無畏懼、堅持講真話的人，我認為，在當今人類遇到這么多前人所沒有遇到的問題的時刻，正需要有更多的這種人，而又實在不可多得。什么叫文化？文化不就是思想積累嗎？文化有多厚，思想的問題就有多深。梁先生不僅是個論文化的學者，而且是個為今后中國文化進行探索的前鋒。

限于我本人的水平，我對這位思想家的認識只到這個程度。僅能提供與會的朋友們、同志們作參考。我也想利用這個機會，為大家慶祝梁漱溟先生從事教育科研70周年和95歲壽辰表示祝賀。我敬祝梁先生健康長壽，為中國思想界作出更多的貢獻。

我也參加了這次千人大會，一直跑前跑后忙個不停。費孝通簡潔、精彩、有力的發(fā)言，引來了全場熱烈的掌聲。我聽后心里有了主意。因為拙作《梁漱溟問答錄》在《人物》連載已經(jīng)接近尾聲，湖南人民出版社已經(jīng)排好版，但還未付印。等到千人大會一結(jié)束，我就沖上主席臺，攔住費老，對他說：“《梁漱溟問答錄》馬上要出版，梁老自己寫的序，我迫切希望您今天的重要講話，交給我作為拙作的序二。請同意。”費老對我一笑，說：“你腿快嘴快搶先，就給你吧。”

我拿到手后，以最快的速度寄給資深責任編輯徐日暉，立即插進，為拙作增光添彩。拙作1988年4月正式出版發(fā)行后，立馬一印再印，社會反響強烈，自《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光明日報》而下，幾十家報刊發(fā)表書評、書訊，并進行轉(zhuǎn)載。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自1988年初版至2013年止，已經(jīng)連續(xù)出了4個版本，不斷增加重要補充，迄今網(wǎng)上仍在發(fā)書訊推介拙作，書店仍在出售。也就是說，拙作至今已擁有了幾代年齡段的讀者。

當然，拙作有這么持久的影響力，作者僅僅是個有心的記錄者，不可貪天之功據(jù)為己有。正如幾十年前費孝通所論述，其持久的影響力，完全是因為梁漱溟先生不凡一生所至！

與丁石孫的幾次短暫交談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丁石孫在費孝通之后連任兩屆民盟中央主席，同時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正巧是這兩屆的民盟中央委員，還在民盟北京市委會兼職。他是民盟中央最高領導人，我是民盟普通成員之一。

我知道丁石孫主席，并有許多機會接觸他（當然主要與記者身份有關）。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居然知道我、認識我，主動找我說話！我作為人民政協(xié)報社的老記者和采編工作主持人，當然經(jīng)手刊發(fā)過許多有關他的消息和文章，但我本人卻沒有單獨采訪過他。自然，雖然見面次數(shù)很多，每次我都會主動上前同他握手問好，又因為在場的人不少，一般都不會坐下交談。我所說的他主動找我交談或打聽事，都是在開會或活動開始前且到達較早的時候。因為次數(shù)多，內(nèi)容大多不記得了，印象比較深刻的只有20世紀90年代的兩次，因為特殊，至今仍然能清晰記得。

第一次是在人民大會堂，活動規(guī)模較大，他不是主賓，是從另一個會場趕來的，早到了。我持有貴賓休息室證件，而且因為職業(yè)習慣，重要的采訪都會提前至少半小時到達。我主動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拉我坐下，說：“你是汪東林吧，全國政協(xié)的，盟員吧？”我受寵若驚，連聲說：“是的是的，小字輩！”

緊接著話題就轉(zhuǎn)入拙作《梁漱溟問答錄》。他說：“幾年前經(jīng)費老的推薦，我看了你的《梁漱溟問答錄》，這是一本有保存價值的書。梁先生自己寫的序言，又把費老在公開大會上對梁先生的高度評價作為序二，加強了書的分量！”

他問：“你時值中年，工作又忙，還在寫書嗎？”我答：“《梁漱溟問答錄》之前，我已出版了《李宗仁歸來》和《宋希濂今昔錄》，正在動手寫趙樸初先生的傳記。”他立即說：“趙樸老的傳記要好好寫，有價值。”

談話就到此為止。遺憾的是，我沒有完成這件重任，僅僅寫了兩萬字的趙樸老在淞滬會戰(zhàn)時期的上海和民國時期鮮為人知的業(yè)績，在趙樸老去世時以《忘年之交四十年》為題在多家報刊發(fā)表，2012年收入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拙作《民主人士》一書的首篇。

我同丁石孫主席的第二次深入交談是在民盟北京市委會機關，也是他參加民盟北京市委會的一次重要活動之時。在活動的間隙，他又找我談話，開門見山地問我：“你在全國政協(xié)工作很忙，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又是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你有時間做民盟北京市委會宣傳部的工作嗎？”我答：“每月只能來一兩次，主要是指導一下《盟訊》的工作，別的什么也干不了。當時關世雄主委講，民盟北京市委會宣傳部部長從來是‘名人’兼職的，具體工作由駐會副部長主持。我個人的看法是，這種‘傳統(tǒng)’安排可以改一改！”他聽了一笑：“可以進一步研究研究。”

就是在這次交談時，我作為記者好奇好問的習性，驅(qū)使我打聽：丁石孫在北大當校長時是不是拒收過一些考試不合格的名人入學北大？社會上對此事傳說不一，也與我采訪的主題無關，純粹屬于個人興趣。他沒有批評我唐突，也沒有正面具體面答，只是輕聲說：“從舊中國到新中國，不僅僅是北大清華，還有復旦南開等等，都曾發(fā)生過本校名校長、名教授的兒女，包括社會達官富豪的兒女，因為不夠資格進不了本校，出面說情的事，時有發(fā)生。辦法只有一個：一視同仁，絕不例外！”

（本文作者系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名人傳記和傳記文學作家。曾履職兩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一屆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兩屆民盟中央委員。人民政協(xié)報社原副總編輯、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