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葉圣陶誕辰130周年。

“人無百年不滅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葉圣陶作為我國現(xiàn)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學家和編輯出版家，他一生追求真理，獻身教育；熱愛文化，傳承文明。他的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文學作品流傳廣泛，編輯思想更是被譽為“躬耕書田，樂為他人做嫁衣”的典范。

“對于文藝，沒有一種不喜歡”

和葉圣陶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兼摯友顧頡剛評價他“對于文藝，沒有一種不喜歡”。在文藝方面，葉圣陶是一位真正的多面手，他著作等身，名作涉及文學各個門類。

1913年，18歲的葉圣陶開始創(chuàng)作文言小說，后來受俄國革命的激勵和《新青年》的感召開始創(chuàng)作白話文文學作品，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驅(qū)者之一。1919年葉圣陶在《新潮》1卷3號上發(fā)表短篇小說《這也是一個人？》，描寫江南一個普通鄉(xiāng)間女子“伊”的悲慘生活，這是我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最早出現(xiàn)的勞動婦女的形象。

1919年3月，葉圣陶加入北京大學學生組織的傾向于新文化、新學術(shù)的團體“新潮社”。1921年1月4日，他與周作人、朱希之、耿濟之、鄭振鐸等12人發(fā)起，在北京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正式成立文學研究會，這是我國新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標志著新文學運動已經(jīng)從一般的新文化運動中分離出來，形成一支獨立的隊伍。文學研究會收集葉圣陶在1919年2月至1921年4月間創(chuàng)作的20篇短篇小說，出版《隔膜》，被看作是我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顧頡剛評價這本集子“是匯刊個人的新體小說的第一部，是很可紀念的”。茅盾也評價說：“五四時期，圣陶是最早發(fā)表小說的一人。小說集《隔膜》等數(shù)種，實為中國新小說堅固的基石。”

葉圣陶的長篇小說《倪煥之》被學界視為我國現(xiàn)代長篇小說走向成熟的標志。這部小說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教育思考的教育史詩。它揭示了當時中國教育的種種弊端和矛盾，反映了教育工作者在追求教育理想過程中所面臨的困惑與掙扎。

葉圣陶對我國近代兒童文學的拓荒性也是有目共睹的。魯迅評價，葉圣陶創(chuàng)作的童話集《稻草人》“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chuàng)作的路”。《稻草人》被很多學者認為是新中國第一本為兒童而寫的童話集，它突破了當時中國童話“言必稱丹麥”的局限，而葉圣陶也被稱為中國現(xiàn)代童話創(chuàng)作的拓荒者。他創(chuàng)作的童話《小白船》《古代英雄的石像》，至今仍在語文教材中，被孩子們傳誦。

葉圣陶是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在詩歌抒寫童真童趣的代表人物，他的兒童詩《小小的船》，詩句柔和溫馨卻具有穿透時空的強大之力：“彎彎的月兒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兒兩頭尖……”這是幾代中國孩子學習語言的啟蒙詩。

葉圣陶是一位詩人，早年寫舊體詩，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從事新詩寫作。1922年，葉圣陶與朱自清等人以“中國新詩社”的名義，創(chuàng)辦了我國新文壇上第一個詩刊《詩》，身體力行地創(chuàng)作新詩并發(fā)表詩論。他與周作人、朱自清等合著的新詩集《雪朝》，于1922年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葉圣陶早期的詩論也為新詩發(fā)展起到推動作用，他強調(diào)觀察人生，潛入生命，脫離桎梏，舒展情思，至今也有很強的啟發(fā)意義。新詩、舊詩皆擅長的他，形成一種獨有的“清真深厚”的詩風，深得柳亞子、林宰平等名家贊賞。抗戰(zhàn)期間，他內(nèi)遷四川，先在中學、大學執(zhí)教，寫下了不少舊體詩詞，從不同角度揭露了舊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慘生活，歌頌了在民族解放斗爭中堅強不屈的普通群眾，被譽為“絕唱”和抗戰(zhàn)詞史。

“教是為了不教”

1912年，中學畢業(yè)的葉圣陶到蘇州言子廟小學擔任教員，開啟了他的教育生涯。他在談到怎樣當好小學老師時說：“絕不將投到學校里來的兒童認作討厭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煩的小魔王；無論聰敏的、愚蠢的、干凈的、骯臟的，我都要稱他們?yōu)椤∨笥选！?/p>

葉圣陶把“我要做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做我的朋友”，看作是“準備認真當教師的人的起碼條件”。“小朋友頑皮的時候，或是做功課顯得愚笨的時候”，他總是“從觀察和剖析找出原因”“再從理由上加以對癥治療”，從來不搞體罰，絕無傲態(tài)，和藹若朋友，和學生親密無間。

葉圣陶曾言：“我真正的教育生涯和創(chuàng)作生涯是從甪直開始的。”1917年至1921年，葉圣陶在蘇州市吳中區(qū)甪直鎮(zhèn)“縣立第五高等小學”任教的經(jīng)歷，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成形時期。甪直“五高”的學制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葉圣陶先生任高小二年級教員，教國文。在這里，他自編國文教材，開啟了實踐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同時，為讓學生得到全面自由的發(fā)展，他帶領(lǐng)學生一起揮鋤破土，開辟了“生生農(nóng)場”；捐款在四面廳辦起了博覽室和利群書店，并開設(shè)詩文、書畫、英文通訊等各種學習專欄。在學校里造戲臺，將都德的《最后一課》、莫泊桑的《兩漁夫》等課文改編成話劇，將《荊軻刺秦王》改編成戲劇，師生一起排演；開設(shè)篆刻課，教學生刻圖章印記、刻竹板壓書……讓孩子們在豐富多彩的教育活動里收獲成長。在每學期中、學期末的“懇親會”（即家長會）上，葉圣陶還會將學生的習作、試卷、字畫、雕刻、種植的瓜豆蔬菜陳列出來，并邀請家長和社會賢達參觀。

葉圣陶說，如果我當教師，絕不將我的行業(yè)叫作“教書”，若有人問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將是“幫助學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經(jīng)驗”。他在《小學教育的改造》一文中寫道：“兒童在學習里便知行合一，修養(yǎng)時，這樣的學校生活便是社會生活，而且更系統(tǒng)，更有價值，更有改進的精神。他們并不覺得進了一個特殊的境界，游戲依舊，工作依舊，社交依舊，卻不知不覺得到了做社會中一員的經(jīng)驗。全社會都包含著這樣的人，社會便永永改進。”

“教是為了不教”這一觀點，最早見于1962年葉圣陶在《文匯報》發(fā)表的《閱讀是寫作的基礎(chǔ)》。他在文中說：“在課堂里教語文，最終目的在于達到‘不需要教’，使學生養(yǎng)成這樣一種能力，不待老師教，自己能閱讀。學生將來經(jīng)常要閱讀，老師能經(jīng)常跟在他們背后嗎？”

1978年3月，葉圣陶先生在一次座談會上發(fā)言說：“教師教任何功課（不限于語文），‘講’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講’，換個說法，‘教’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教’。怎么叫用不著‘講’用不著‘教’？學生入了門了，上了路了，他們能在繁復的事事物物之間自己探索，獨立實踐，解決問題了，豈不是就用不著給‘講’給‘教’了？”

葉圣陶的三個孩子，名字分別叫至善、至美、至誠，在文學上都很有造詣。曾有人問葉至善、葉至誠，葉圣陶如何教他們的，葉至善答：“從來不教。”葉圣陶僅要求孩子們每天要讀些書，讀點什么，悉聽尊便。但是讀了什么書，讀懂點什么，都要告訴他。葉至誠說：“父親不管我的，都是只關(guān)系我個人的事，在這方面，父親給我極大的自主權(quán)，有時候還在我喜愛的事情上幫我一把，譬如為我兒時集郵冊的楠木夾板雕刻篆字題簽，給我們兄弟幾個修改文章等等；而父親管我的，都是涉及他人的事，父親反反復復地要我懂得，我是生活在人們之間的，在我以外，更有他人，事事處處要替他人著想。”

朱自清先生曾這樣評價葉圣陶一家：“圣陶兄是我的老朋友。我佩服他和夫人能夠讓至善兄弟三人長成在愛的氛圍里，卻不沉溺在愛的氛圍里。他們不但看見自己一家，還看見別的種種人；所以雖然年輕，已經(jīng)多少認識了社會的大處和人生的深處。而又沒有那玩世不恭、滿不在乎的習氣。”

葉圣陶的教育思想以崇尚人格教育、注重學生個性發(fā)展和培養(yǎng)綜合素質(zhì)為核心，強調(diào)以人為本、立德樹人，提倡發(fā)展學生的智力、情感、意志和身體等多方面的素質(zhì)，被譽為“中國教育改革的先驅(qū)”。

現(xiàn)代教材建設(shè)的奠基者

葉圣陶對現(xiàn)代教材建設(shè)的奠基作用也受人矚目。

1922年，不到30歲的葉圣陶受當時的教育部禮聘，擬訂《新學制初級中學國語科課程綱要》。不久又受商務(wù)印書館聘請，與人合編初級中學教科書《國語》（6冊），這是葉圣陶第一次主編一整套正式的教科書。書中展示了他逐步成型的教科書編撰思想，“本書選擇宗旨，以具有真見解、真感情及真藝術(shù)者，不違反現(xiàn)代精神者為限，不規(guī)于前人成例”。他主張教科書要體現(xiàn)時代精神，課文要能誦讀，這些都是教材編制的真知灼見，至今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據(jù)已有的資料來看，從1932年的初級小學《開明國語課本》到1948年的《文言讀本》，他自編或參與編寫了十多套國文教材。其中有的教材，如《國文百八課》（同夏丏尊合編），編排體系、課文選取、教學指導諸方面都達到完善的程度。尤其《開明國語課本》，由葉圣陶先生編撰課文，豐子愷先生繪插圖。課本一上市，就引起了轟動，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贊譽，尤其受到小學教員的歡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鑒于葉圣陶在教科書出版界顯赫的成就與聲望，他被任命為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長（先后以出版總署副署長、教育部副部長的身份兼之）。從1950年至1966年，他先后領(lǐng)導編寫出版了四套全國中小學統(tǒng)編教科書。作為新中國的第一本語文課本必須得有描寫新中國的課文，這類課文大多是葉圣陶親自撰寫，或者是同人寫了之后再由他修訂。

葉圣陶對課文的質(zhì)量要求又極高，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都要反復斟酌。每篇課文由他把關(guān)后，再請專人逐篇“誦讀”，用“誦讀”來檢驗“詞匯及語調(diào)”是否有過失。葉圣陶主張語文課文都要能誦讀。他認為只有“誦讀”才能傳達出“語言的節(jié)奏跟情趣”，“必須文字本身是活生生的語言”才適合“讀”。“如果文字本身是生打硬造的語言，是有骨骼沒有血肉的語言”，“讀”起來就不順，“總覺著這不像個語言”。通過“誦讀”使語言更規(guī)范化，使課文便于記憶和傳播，這是葉圣陶為編寫語文教材立的一個規(guī)矩。

在開明出版社工作期間，葉圣陶主持編寫出版了大批面對青少年課外閱讀的各類優(yōu)秀讀物。他與夏丏尊合著《文心》一書，別出心裁地用小說的形式將國文科的各項知識、文章讀法和作法打成一片，生動有致，讀之不忍釋卷。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他又與朱自清合編《略讀指導舉隅》《精讀指導舉隅》等書，以作家和學者的雙重眼光為青年們精選范文，并細心傳授了一套略讀、精讀課外書籍的學習方法。至于他主編的《中學生》《開明少年》等開明版雜志，更是民國后期影響最大的學生刊物，被千萬家長們視為“子弟雜志”“第二課堂”。應(yīng)該說，這些出版物是更廣泛意義上的“教科書”，承載著葉圣陶成熟的教育思想和奪目的理想光輝。

作為中國現(xiàn)代的著名作家，葉圣陶對教科書編輯出版還有一項特別的貢獻，他的大量作品長期作為范文入選各種國文、國語課本。目前可見到較早入選他作品的教科書有：出版于1923年商務(wù)版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初級中學第一冊》（《伊和他》），1924年商務(wù)版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第四冊》（《祖母的心》），1924年中華書局版的《新中學教科書初級國語讀本第一冊》（《隔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的《古代英雄的石像》《蘇州園林》《爬山虎的腳》等名篇也長期成為語文課本的保留“曲目”，成為影響100年來幾代中國人的經(jīng)典名篇。

開明書店成立20周年之際，葉圣陶曾賦詩一首：“開明夙有風，思不出其位；樸實而無華，求進勿欲銳；唯愿文教敷，遑顧心力瘁？堂堂開明人，俯仰兩無愧。”其中表達的不為追求經(jīng)濟效益而不顧社會效益，至今仍是我國出版工作的重要原則。

“我的職業(yè)是編輯”

葉圣陶創(chuàng)作了很多文學作品，但他卻說：“作家不是我的職業(yè)。”“如果有人問起我的職業(yè)，我就告訴他：第一是編輯，第二是教員。”可見他認定“我的職業(yè)是編輯”，他最認可最看重的，也是他干了一輩子的編輯工作。

巴金說，葉圣陶是我一生的責任編輯。葉小沫回憶：“1923年的春天，我的爺爺葉圣陶經(jīng)朱經(jīng)農(nóng)先生介紹，進了當時的商務(wù)印書館工作，正式開始了他的編輯生涯，那一年他29歲。”

葉圣陶還在蘇州鄉(xiāng)立中學讀書時，就與人合辦油印小報《學藝日刊》，當時只有15歲。葉圣陶在商務(wù)印書館工作8年，主要在國文部編輯中學生的國文課本和國學叢書，曾經(jīng)代替鄭振鐸先生編過一段《小說月報》，還和金伯華先生一起編過一段《婦女雜志》。

慧眼識珠，提攜新人，樂于為他人做嫁衣，是葉圣陶在漫長編輯生涯中一以貫之的精神。巴金說：“倘使葉圣陶不曾發(fā)現(xiàn)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路，做不了作家；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貧困中死亡。”丁玲回憶葉圣陶指點他修改自己的小說的往事說：“要不是您發(fā)表我的小說，我也許就不走這條路。”施蟄存說：“1928年初我寫的小說《絹子》在革新后的《小說月報》上發(fā)表，這對我的鼓舞很大，從此我脫離了鴛鴦蝴蝶派刊物，擠進新文學運動隊伍。”張中行說：“在我認識的一些前輩和同輩里，重視語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則，鞠躬盡瘁，葉圣陶先生應(yīng)該說是第一位。”

作為編輯的葉圣陶不僅如他所寫的勉志聯(lián)“得失塞翁馬，襟懷孺子牛”一樣躬耕書田，并且慧眼識英才，這與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自己就是一位“多面手”相關(guān)。《小說月報》首發(fā)了不少新秀的作品，好幾位新人后來成了文學巨匠、名家。茅盾、巴金、丁玲、施蟄存、戴望舒等的處女作、成名作、代表作的公開出版，都離不開“幕后英雄”葉圣陶。

1930年，葉圣陶轉(zhuǎn)入開明書店。他主辦的《中學生》雜志，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學生歡迎的讀物，在社會上有廣泛的影響。九一八事變后，他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參加發(fā)起成立“文藝界反帝抗日大聯(lián)盟”。在四川他還參加發(fā)起成立“文藝界抗敵后援會”，支援抗日前線的將士。

“簣土為山寧肯后”

葉圣陶出身于城市貧民家庭，他追求進步，“有所愛，有所恨，有所為，有所不為”。受到沈雁冰、楊賢江、惲代英、瞿秋白等一批共產(chǎn)黨人的影響和感召，與中國共產(chǎn)黨同心同德，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自己在家國情懷、教育熱忱上的理想。

五卅運動期間，葉圣陶的寓所仁馀里廿八號曾作為左派的聯(lián)絡(luò)點。五卅運動后，葉圣陶以自己的筆為武器，創(chuàng)作短篇《夜》、長篇《倪煥之》以及童話《冥世別》等，控訴反動派兇殘的“大屠殺”，謳歌民眾的覺醒和抗爭。

九一八事變后，葉圣陶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參加發(fā)起成立“文藝界反帝抗日大聯(lián)盟”。抗戰(zhàn)期間，他內(nèi)遷四川，先在中學、大學執(zhí)教，后繼續(xù)主持開明書店編輯工作，同時寫下了不少作品，從不同角度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慘生活，歌頌了在民族解放斗爭中堅強不屈的民眾。在四川他還參加發(fā)起成立“文藝界抗敵后援會”，支援抗日前線的將士。抗戰(zhàn)勝利后，他參加反對國民黨政府壓制民主、爭取出版自由的斗爭。

1945年10月16日，葉圣陶應(yīng)邀到重慶曾家?guī)r出席周恩來的宴請，日記中寫道：“聞周之名已久，見面尚是初次。其人有英爽之氣，頗不凡俗。”見到周恩來等中共領(lǐng)導人之后，葉圣陶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信仰更真誠了，這從他1949年3月1日寫的一首詩《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諸公》中可以體會到：

南運經(jīng)時又北游，最欣同氣與同舟。

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guī)模俟共謀。

簣土為山寧肯后，涓泉歸海復何求。

不賢識小原其分，言志奚須故自羞。

1949年1月7日，應(yīng)中共中央邀請，葉圣陶與夫人胡墨林乘永生輪秘密離滬赴港。葉圣陶在日記中記錄：“云彬來夜談，告以種種情形。”次日日記中說：“夏衍來，所談與士敏、云彬相同而加詳。謂昨日又接北方來電，詢余到否”，晚餐后，“荃麟來長談”。葉圣陶當時的心情激動而喜悅。他曾把自己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的召喚，于1949年1月7日秘密離開上海，到同年3月25日到北京西郊機場歡迎毛主席進入北京的這段日記，取名“北上日記”，在1981年7月號的《人民文學》上發(fā)表，以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60周年。

葉圣陶是民進卓越的領(lǐng)導人，他滿懷著“簣土為山寧肯后”的情操，以堅定的政治信念、宏闊的文化視野和深厚的家國情懷，為我國文學、教育和出版事業(y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作者系民進中央宣傳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