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1897-1979），浙江海寧人，著名文史學者、雜文家、民主人士。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屆浙江省人大代表。民盟第二屆中央委員。民盟南方總支部常委、民盟廣西省支部主要負責人，民盟浙江省支部籌備工作委員會副主委，民盟浙江省委第一屆副主委。

宋云彬“知北游”

1948年4月30日，中共發布了“五一口號”，得到了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熱烈響應，他們紛紛發表宣言、通電和談話，接受中共邀請。此后，在中共的周密組織安排下，分不同批次，走不同線路，共同奔赴解放區，與共產黨共商建國大計，為建設新中國貢獻力量。

1949年2月28日，宋云彬與葉圣陶等二十七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秘密登上輪船離開香港，前往北京。

他們乘坐的是掛有葡萄牙國旗的華中輪。登船前他們改穿短裝，打扮成船上工作人員的樣子。宋云彬等一行人上了小艇后，兩名警察躍下汽艇，直奔到宋云彬面前，打開手電，對著宋的面龐一照再照。宋云彬口銜煙斗，徐徐吸之，強作鎮靜。兩名軍警打開宋云彬隨身布袋，細細檢視。軍警查不出什么機密東西來，就不再盤查。跟在后面的葉圣陶、鄭振鐸等幾位，見有警士下船檢查，不敢輕易上汽艇，在岸上觀察形勢變化。

原來這兩位警察看到這幾人服裝不合身份，而且神色有點不大對頭，起了疑心，以為他們是走私或別有圖謀之人。幸虧檢查了也未發現什么，也就不再盤查。兩名軍警離開。于是宋云彬和岸上的幾位也一一上了汽艇，然后登上了華中輪。

第二天清晨，共產黨員李實前來送別，告知大家，此一次上北京的共有二十七人，但按規定只能搭乘十二人，宋云彬等人不能作搭客，只能自稱為輪上職員和押運商貨的。萬一香港派人員檢查，也要自稱為船員、押貨員。

（從香港回解放區的船上留影。中排左起：包達三、柳亞子、陳叔通、馬寅初；后排左起：傅彬然、沈體蘭、宋云彬、張絅伯、鄭振鐸、葉圣陶、王蕓生）

下午一時許，輪船啟碇。微有風浪，船體顛蕩。宋云彬有點暈船。夜晚，他時睡時醒，很不安適。第二天，又發現一只白色軍艦，緊隨客輪并行，并向客輪打旗語。宋云彬懷疑軍警在跟蹤，但心情非常安定。宋云彬登樓遙望，只見海天相隨，海風吹面。他口銜煙斗，心如潮水。那艘軍艦，相隨了一段，也就離開了。

船上，他們舉辦晚會，唱昆曲，吟詩歌，開討論會，非常充實。葉圣陶出了一個謎，讓大家結合這次行程，打莊子的一篇文章的篇名。宋云彬猜中，他說是莊子的《知北游》，意思是他們這批知識分子往北京靠近。到了第十八日，他們才輾轉來到北京。葉劍英、李維漢、郭沫若、馬夷初、沈鈞儒等約二十余人均在車站迎接。

三月二十五日五時許，毛主席接見宋云彬這批知識分子。

民主人士奔向北京，都經歷了這番驚險曲折的歷程，所幸最終都勝利回歸到祖國懷抱。這是我國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件。

宋云彬編審新中國語文教材

新中國成立前，宋云彬在開明書店工作近十年，除了整理出版朱起鳳的語言學工具書《辭海》，精力主要投放在中小學生語文和歷史教材的編著與出版上，在教材編寫和出版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1947年初，宋云彬赴香港，在香港文化供應社任總編，并于當年受邀在達德學院任教職，同時應胡愈之的邀請，為東南亞華僑學校的學生編寫中文教材。宋云彬在教材編寫方面已享有盛譽。

1948年4月，中共發布“五一”口號，遠在香港的宋云彬和一大批左派知識分子，積極響應號召，悄悄回到祖國。此時，宋云彬心中已有明確的打算，要干自己的老本行，為新中國的教材建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9年3月，宋云彬和葉圣陶等一批老戰友同期回到北京。4月，即成立了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這個臨時機構，代行中央政府教育部的責職，宋云彬任委員會委員并兼任語文組組長。由于秋季（9月）開學，急需為解放區的中小學生提供一套完整的教材，任務非常繁重。宋云彬和同事們一方面對華北解放區的舊教材進行篩選，改編，另一方面他執筆編寫新教材。對于這位資深的老編輯來講，編寫課文本是駕輕就熟的活，但解放區的教材需要體現人民政府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導向，因而也是巨大的挑戰。他和語文組的幾位編審一起，夜以繼日地工作，反復磋商，幾易其稿，終于趕在秋季開學前，出版了《新編高級小學國語課本》第一、三冊，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任務。

（宋云彬在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會時，與全體工作人員合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開國大典后，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并入出版總署編審局，宋云彬任編審局第一處處長。他主持編寫出版了《新編高級小學國語課本》第二、四冊，主持選編了《初級中學語文課本》，這套課本是我國最早使用“語文”字樣的教科書。

宋云彬從事新中國語文教材編審的時間前后僅三年，但作為一位資深的語文教材編審專家，他為新中國語文教育作出了奠基之功，其功澤潤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