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敘倫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主要創始人，首任中央主席。1946年6月在下關事件中曾被國民黨特務打成重傷，1947年底秘密轉移至香港繼續從事愛國民主運動。1948年5月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投身新政協運動，同年11月底他與許廣平等第二批民主人士秘密離開香港北上東北解放區。

“太陽就要出來了！”

1947年底，除民主建國會和九三學社總部繼續留在內地堅持斗爭外，其他民主黨派總部及主要領導人相繼轉移至香港。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保持著密切聯系，時刻關注著局勢的發展，并在中共的幫助下重新組織起來。

1948年5月1日，馬敘倫在廣播中收聽到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這一年的“五一口號”共23條，其中的第五條給他的感覺不同往年：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他之后才知道，1948年的“五一口號”起草時，第五條并不是這個內容，是毛澤東修改時加上的。馬敘倫結合當時解放軍在戰場上從守轉攻的形勢，敏銳地意識到：這一條口號可以理解為中共中央在向各民主黨派發出的攜手建立一個新中國的號召。

5月2日，《華商報》發表“五一口號”全文，馬敘倫立即寫了《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一文，在《群眾》周刊上發表。這是當時較早的一篇響應性“五一口號”的文章，那時香港又正聚集著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的文化精英，故而其影響極大。

這篇文章全文近5000字，一開始便表達了按捺不住的喜悅之情：“中國共產黨在本年五月一日為紀念勞動節發表了廿三個口號，被壓迫到香港的我們，幸運地先聽得了，我們感覺到無限的興奮。現在我們并且曉得國內聽到這個消息的人們，不論哪一方面，只除反動派以外，都‘延頸企踵’希望即刻看到全文。因為他們都曉得，這些口號一定給新中國前途帶來無限的喜慰。”他高呼“太陽就要出來了！”稱“這次的口號，是歷史上重要的文獻，轉捩時局的曙鐘”“等于一篇勝利的‘檄文’”，公開明確表示：“上次政協是反民主的反動集團做主體，而偽民主派也參加了的，這次是民主陣線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體，而中國共產黨是當然的領導者。這是質的不同。”

當時在香港暫居的民主人士有個著名的雙周會，交流信息和對時局的看法。“五一口號”的第五條，讓雙周會從那時起變成了連日會談——5月1日、2日連續兩天進行討論。民主人士很快達成共識：中共堅持黨派協商，聯合政府，足見其不搞一黨專政的誠意，應該在海內外立即發起新政協運動，號召人民起來擁護新政協。

經過激烈討論，馬敘倫與李濟深等12人當即決定聯名響應中共“五一口號”，共同促進完成大業，并推舉馬敘倫起草復電，即著名的“五五通電”。通電全文僅242字，擲地有聲地指出“南京獨裁者，竊權賣國，史無先例。近復與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欲以偽裝民主，欺蒙世界”；認為“五一口號”第五條“適合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仁等之本旨”。號召“國內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

1948年5月24日，民進在《華商報》上發表宣言《響應中共“五一口號”不僅坐談，更應行動》，指出“本會誓為實現此高尚目的與中國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共同奮斗，使新政治協商會議及早召開，進而有步驟地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首次公開莊嚴宣布：民進要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

1948年6月23日，馬敘倫與郭沫若等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理事發表《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認為：“中共五一口號第五項，非常合時宜地指出了一條真理之路，一條全國人民所迫切要求的唯一的勝利之路。我們對于中國共產黨愿意表示崇高而熱烈的敬意，因為它這一號召證明了它的一切領導人民奮斗的勝利確是為著我們人民，為著我們的民族，它并不因為自己奮斗而獨吞勝利的果實，包辦一切。它是要把用人民的力量爭取來的勝利，讓各階層人民自己來支配，這和反動集團利用人民出命錢打天下然后從人民手上劫取勝利的果實到二十年之久的卑污勾當是迥然不同的。”

1948年7月31日，民進在港理事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這一綱領的基本精神與后來1949年新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精神是一致的。

其間，臺盟、民建、致公、民盟等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及海外華僑等也紛紛發表宣言響應“五一口號”，在香港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新政協運動。

隨后，大批民主人士陸續奔赴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籌備活動，由此拉開了籌建新中國的序幕。

“風濤壯我行”

從1948年秋開始，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來親自擬定邀請來解放區的民主人士名單，指揮、組織、實施了“北上”這場歷史壯舉。

1948年9月13日，蘇聯的“波爾塔瓦”輪船從香港出發，9月27日抵達朝鮮羅津港。船上有四位不同尋常的乘客，他們是中共香港分局安排的第一批南線北上民主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4人于29日抵達哈爾濱，入住馬迭爾賓館。

在馬迭爾賓館，他們與先期到達的朱學范、王紹鏊、李德全等參與了《關于新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這項奠定新政協基礎的文件的起草、制定工作。這份文件從草案到定稿，經歷了近兩個月時間，是西柏坡、哈爾濱、香港等地共同演奏的一曲“大合唱”，中共中央發揮了“指揮”的作用。

由于第一批民主人士憑空“消失”引發震動，增加了其后行動的難度。中共香港分局租用的蘇聯貨輪入港后與另外一艘輪船發生碰撞，需要修理，另行租用掛挪威國旗的客貨輪“華中號”，原定10月中旬的行期也推遲到11月23日。馬敘倫、許廣平母子與郭沫若等是第二批出發的。

為了縮小目標，保證安全，許多“北上”的民主人士都沒帶家屬。馬敘倫上船之初既思念妻子和年幼的女兒，更向往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思緒交結，賦五言古體詩《發香港北行赴政治協商會議》：

南來歲將晚，北去夜登程，

知婦垂離淚，聞兒索父聲，

戎馬憐人苦，風濤壯我行，

何為此伋伋，有鳳在岐鳴。

人民爭解放，血汗豈無酬，

耕者亡秦族，商人斷莾頭，

百郭傳定書，千猷借箸籌，

群賢非易聚，莊重達神州。

由于當時大連港被蘇聯紅軍管轄，不允許外國貨輪停靠，所以馬敘倫一行被迫在海上漂泊，12月4日才在大連與丹東之間的大王家島登陸。他們到達東北時，遼沈戰役已經結束，東北全境解放。

捷報傳來，大家歡欣鼓舞，馬敘倫親自執筆，以中國民主促進會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表示祝賀：“人民解放戰爭，未及三年，勝利無算……遂使民主之光，煥若朝陽；獨裁之焰，微同爝火。全球為之刮目，美帝于焉墜心……凱歌謳遍，大業永昌；作大寰民主之矜式，為世界和平之保障……”電文中充分表達了馬敘倫等民主人士對共產黨、解放軍的衷心擁戴之情。12月6日，他們一行最先入住沈陽鐵路賓館。

第三批民主人士較多，主要有李濟深、茅盾夫婦等20余人。李濟深一行在圣誕節放假期間離港，12月26日夜出發，船行中迎來了1949年元旦，他寫下了那首著名的新體詩：“一心一意，為著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他們一行于1949年1月7日抵達大連，1月10入住沈陽鐵路賓館。元旦過后，《華商報》才發表一則簡短消息《李濟深等離港北上參加政協》，消息雖短，卻是爆炸性的。

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后，香港的氣氛更加緊張，港英當局加緊對水陸交通的控制，國民黨更是將盯梢恐嚇手段用到了極致，但這并沒能阻止香港民主人士及文化精英北上的腳步，很快就有更多人陸續北上。馬敘倫的幼子馬龍章就是乘坐最大的寶通號，與張瑞芳、臧克家、丁聰等文化名人250余人，于1949年3月從香港出發北上的。

截至1949年1月10日，三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全部抵達東北解放區并在沈陽匯合，沈陽鐵路賓館成為“北上”民主人士的集結地。此刻，在國統區的民進負責人周建人及其他民主人士也陸續秘密由上海、北平等地從北線到達河北平山縣李家莊集結。

參加政協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和候補代表共662人，其中從香港、國統區和海外歸來的民主人士占了相當的比例，正式代表中有110多名，當選一屆政協副主席的5人中，有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4人是從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

“一堂敢詡群英會”

194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行政委員會等在平安座（現沈陽市文化宮）舉行盛大的歡迎會，熱烈歡迎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馬敘倫、王紹鏊、許廣平等34人出席大會，20余人相繼在會上發表演說，馬敘倫發表演說《我們爭取真和平，不是馬虎妥協的和平》，并賦詩：

一堂敢詡群英會，個個都緣民主來。

反動未消懷怒愾，和平有路掃塵埃。

后至防風須就戮，末朝封建定成灰。

矛頭所向無天塹，聽取傳書奏凱回……

這首即席而賦的詩，代表了馬敘倫和民主人士“北上”的初心，以及對勝利的信心。

解放短短2個月，沈陽等城市已經奇跡般地恢復了生機。馬敘倫等民主人士通過走訪、參觀、座談等實地了解，切身感受到了“解放區有一種不可壓倒的力量，是充滿著希望的新社會”。2月14日，《新華日報》（華中版第2版）全文發表《中國民主促進會理事馬敘倫等致各地會員電》：

敘倫等已先后進至解放區，一遂平生向慕之愿。據所聞見，中共領導人民解放革命確已成功。由其全心全力為人民利益服務，故所到之處，立被歡迎擁護。今可簡要相告者：官兵融成一體，工作者不肯浪費分秒時間。凡事皆有計劃，以民主決定。有過即改。官吏不獨無貪污，亦少嗜好。人民努力生產，日有進步。軍事以至底定，各地人無菜色，道無乞殍。其土改政策益臻完善。保護工商業非虛語。至于教育文化亦在力圖改良發展。總之，以倫等粗加考察，如與偽統治區相比，實已不啻天壤之分。

今南京反動集團罪魁蔣介石賣國殃民，不但毫無悔悟，且執行美帝政策，圖以虛偽和平，蒙蔽統治區人民，造成政治進攻之姿勢，冀得片刻喘息之機。

本年元日新華社社論，既揭發內外反動之陰謀：十四日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對時局聲明更嚴斥其偽情。毛先生深悉人民經十年戰爭之痛苦，必追求永久之和平。以此提出八項條件為和談的基礎，實乃符合全國人民一致之意見。上月二十二日倫等已與來解放區之民主人士五十五人發表聲明，響應毛先生之主張，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亦有表示，均在支持八項、力促真正和平之迅速實現。

乃時達半月，意圖還價，一面仍做軍事布置，一面進行政治攻勢，南京已成廢墟，廣州欲筑新巢，顧見私圖頑抗，毫無悔禍之心，最后希圖脫卸犯叛人民之罪。人民力量如日東升、反動窮途等于枯葉，縱有陰謀，必無幸免。惟偽統治區同胞必將遭受更慘重之荼毒。倫等身在此間，情深里井，同首天南，豈甘獨樂。

竊以蔣逆奴性天成，聽命美帝，假號和平，冀延殘喘，裨寬與以休息之期，必為卷土重來之舉。此次為人民翻身之革命，進行必須到底，為國家獨立之大業必須加緊。

吾人知在今日革命目標之下，言“進行調解”者即為反民主之行動，走“中間路線”者便是真正和平之罪人。蓋反革命即反民主。革命與反革命、民主與反民主之革命，鴻溝竟然絕無調和之可能。

全國人民亦必共起支援，務達目的而后止。各地同志自必早有成算，力為倡導，號召各階層民主人士共同擊滅為美帝奴才賣國殃民之反動集團其首領蔣介石。

同日，林伯渠受中共中央委托專程到沈陽迎接馬敘倫及其他民主人士到北平共商建國大計，也帶來了周恩來寫給夷初（馬敘倫）、景宋（許廣平）兩先生的親筆信。信中寫道：

彝老景宋兩先生：得電逾月，尚未作復，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則無時或已。茲乘林伯渠同志出關迎迓之便，特致謙忱，并祝健康。周恩來二月十四。

2月23日，馬敘倫等從奉天驛（沈陽站現址）登上專列“天津解放號”離開沈陽，奔向早已心向往之的、嶄新的北平。

“此日真開革命花”

三大戰役勝利后，國民黨假“和平”陰謀破產，人民解放軍渡江南進，橫掃西北。蔣介石政權崩潰在即。3月25日，中共中央從最后一個農村根據地西柏坡遷駐北平。馬敘倫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等到西苑機場熱烈歡迎中共中央領導到北平，并陪同毛澤東、朱德閱兵，又以毛澤東為中心迎著太陽拍了一張大合影。為此馬敘倫豪情滿懷，寫下了七絕四首：

西山爽翠銜紅日，穆穆軍容擁帥麾。

總為人民忍勞瘁，行裝甫卸檢雄獅。

萬歲高呼毛澤東，與人衣食即春風。

江南百姓皆昂首，何為遲余解困窮。

煙云回首已成嗟，此日真開革命花。

寄語紫金山下客，與民投地總無差。

射天炮響撼云霄，車可爬山亦足豪。

今日不須持廟告，且輸前線破浪濤。

此刻，各民主黨派和各方代表陸續從四面八方云集北平。香港、解放區、國統區經過一段時間的新政協運動，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對新政協達成了高度共識。到1949年6月，具體籌備新政協各項工作的條件已經具備。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正式成立。馬敘倫被推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并被常委會指定擔任第六組組長，負責擬定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等方案。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全國人民盼望已久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這次會議具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執行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次會議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是對新民主主義運動的一次總結，它完成了建立新中國的偉大使命，揭開了新中國歷史的第一篇章，中華民族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

經過民主協商，民進一致推舉馬敘倫、許廣平、周建人、王紹鏊、梅達君、徐伯昕、林漢達、雷潔瓊為正式代表，嚴景耀為候補代表，出席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另外，民進成員趙樸初作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鄭振鐸作為全國文聯代表，葛志成作為全國教育工作者候補代表，馮少山作為全國工商界候補代表也參加了大會。馬敘倫還被推為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

9月25日，中國民主促進會首席代表馬敘倫發言，由衷地表示：“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并充滿信心地指出：“我們不但得到了勝利，而且能夠鞏固這個勝利，開始建設新中國。這是有保證的，因為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

此次會議上，馬敘倫繼續主持國旗、國徽、國歌等方案的審查，并在9月25日建議：新政府就要成立，國歌目前一下還制定不出來，是否可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9月27日大會通過了六項決議，其中一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1949年10月1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等歷經重重險阻“北上”尋求光明的民主人士，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同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見證了屬于全中國人民的歷史榮光！

（本文作者馬今，系馬敘倫孫女、沈陽市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