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涉險灘、破藩籬，開啟了氣勢如虹、波瀾壯闊的改革新征程，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是新時代財政工作的一條主線，中共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務接續推進落實，預算制度改革全面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取得重大進展，財政體制改革邁出堅實步伐。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并就健全預算制度、優化稅制結構、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等作出重要部署。財稅改革從來不只是財稅部門自身的改革。財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落一子而滿盤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就是要建立起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現代財政制度，這樣的現代財政制度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財稅體制改革的實踐續篇和時代新篇

中共十八大以來，財政更好發揮了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基本確立了我國財政制度框架，為服務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更堅實的保障。

一是財政實力不斷壯大，財政資源統籌能力顯著增強。全國財政收入從2012年的11.7萬億元，增長到2023年的21.7萬億元；支出規模從12.6萬億元，增加到27.5萬億元，增長一倍多，集中財力辦成了很多大事要事，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民生領域投入得到有力保障。

二是財政宏觀調控日益完善，有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稅制改革與減稅降費協同推進，努力讓經營主體“輕裝上陣”，讓科技創新領域和中小微企業、制造業企業得到更大支持。采取發行特別國債、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等創新性舉措，支持擴內需、補短板、強弱項、防風險，進一步提升了財稅領域質效。

三是政府間權責利進一步明確，有效調動了兩個積極性。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支出責任更加清晰，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體系更加優化，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規模從2012年的4.5萬億元，增長到2024年的10.2萬億元，有力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指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方向：“統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合理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支持范圍，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相關部署一脈相承，錨定建立健全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財政制度。《決定》的部署體現了目標導向、問題導向和系統改革的要求，將為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更好發揮財政職能作用提供堅實制度保障。

總體上看，《決定》中財稅體制改革安排是奔著問題改、奔著目標去的，有三條主線：一是側重解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面臨的財政困難，通過“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不得違規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資金”等方式緩解地方財政壓力；二是為國家重大戰略落地提供制度支持和財力保障，包括“擴大財政科研項目經費‘包干制’范圍”“強化對預算編制和財政政策的宏觀指導”“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優化稅制結構”“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規范稅收優惠政策，完善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支持機制”“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完善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機制”“完善綠色稅制”等。三是朝著建立現代財稅制度的方向邁進，包括“把依托行政權力、政府信用、國有資源資產獲取的收入全部納入政府預算管理”“統一預算分配權”“完善預算公開和監督制度”等。

二、 健全稅收制度優化稅制結構

著力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一是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規范稅收優惠政策，完善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支持機制。研究與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促進和規范數字化、綠色化發展。合理降低制造業綜合成本和稅費負擔。二是健全直接稅體系。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經營所得、資本所得、財產所得稅收政策，實行勞動性所得統一征稅。三是健全地方稅體系。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和抵扣鏈條。研究把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為地方附加稅，授權地方在一定幅度內確定具體適用稅率。完善房地產稅收制度。四是完善綠色稅制。全面推行水資源費改稅，改革環境保護稅。完善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等有關促進綠色發展政策體系，推動綠色低碳發展。五是深化稅收征管改革，增強稅務執法的規范性、便捷性和精準性。

“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是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應對數字經濟對稅收制度帶來的挑戰，是下一階段的重點任務之一。

我國財稅部門多年來經過不斷探索，針對部分數字經濟業態推出相關政策，包括對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免征增值稅、消費稅政策；跨境電子商務綜試區零售出口企業所得稅核定征收政策等。現行稅收制度也為滿足條件的新業態企業提供了普惠性的優惠政策和權益保障。

然而，新業態雖然帶來了新的稅源增長點，但由于其商業模式、利潤來源和納稅主體具有多樣性及復雜性，也對傳統稅制提出了新的挑戰：部分新業態跨區域、跨境經營特征突出，對稅收管轄權界定、來源地判斷等提出更高要求；傳統業務模式和平臺模式結合時，對業務實質和交易適用增值稅稅率的判斷存在爭議；共享經濟和零工經濟等模式下，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法規與征管中也存在挑戰。國際上探討數字經濟的稅收政策，如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雙支柱方案等，已取得初步成果。下一步我國稅收制度要進一步統籌和集成相關經驗，以發揮更大效用，更好地支持和引導新業態的發展，并實現線上線下稅負公平。

在稅制改革中，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相關內容備受關注。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尚未實現勞動性所得統一征稅。一方面是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的個人合伙人等取得的經營所得也具有勞動性所得的性質，尚未納入綜合所得，而是適用單獨的稅率，存在稅率差異，導致部分避稅行為。

另一方面，目前的綜合所得中，工資薪金所得中的獎金收入仍單獨計稅，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分別按照不同的方式預扣預繳，導致征管較為復雜。

從長期看，不論勞動所得，還是資本所得等，都會一視同仁地統一征稅，優化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制度，避免勞動與資本所得稅率不同引發的對勞動的歧視。

改革的重點是實現更加公平，而不是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如果不顧經濟發展水平和稅基簡單提高起征點，將使得個人所得稅的覆蓋人群占比更低，導致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下降。

完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一是短期將經營所得并入綜合所得，適當降低最高邊際稅率；二是降低居民稅負的方式，不再通過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的方式，而通過專項附加扣除的完善來解決，這樣更能實現公平，比如撫養、贍養負擔重的家庭可以多抵扣；三是強化對部分直播帶貨、娛樂明星群體收入的征管；四是逐步推進采用以家庭為單位申報納稅。

三、 發揮好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書寫“責任委員”新篇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做出“健全協商民主機制”“完善協商民主體系”的重大部署，意義十分重大。

能用眾力，則無敵于天下；能用眾智，則無畏于圣人。人民政協始終聚焦黨和國家中心工作，在每一個重大歷史節點，都凝聚智慧，匯聚力量，精準發力、協同發力、持續發力。全面深化改革的聚焦在哪里，我們的提案建議就聚焦到哪里；老百姓的期盼和意愿在哪里，我們的調研和思考就集中到哪里。

一是認真學習領會三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深刻領會和把握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題、重大原則、重大舉措、根本保證，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策部署上來。

二是為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議政建言。對標對表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財稅體制改革的決策部署，為科學制定改革任務書、時間表、優先序，提供專業支持和共識保障。用寬廣的視野建言高質量發展，以專業的調研獻策助力深化財稅改革，在奮斗的進程中服務中國式現代化。

三是推動以釘釘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實。當好改革促進派、實干家。針對財稅改革重大難點焦點問題，深入開展調研，助力從就業、入學、就醫、住房、辦事、托幼養老以及生命財產安全等老百姓急難愁盼中找準財稅改革的發力點和突破口。讓人民的智慧力量與改革脈搏共振，讓老百姓過好日子，確保改革成果讓人民群眾更加可感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