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統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據、及時把改革成果上升為法律制度。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在相關部分，明確提出了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的重要立法任務。這是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政治決策，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新時代新征程以中國式現代化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迫切要求，是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美麗中國的必然要求，是事關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的崇高事業，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義、理論意義、實踐意義和世界意義。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的法典化重大成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在卓越的理論創新和重大實踐成就的厚實基礎上，誕生了系統科學、邏輯嚴密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內涵豐富、體系完備的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蘊含著“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綠色發展觀，彰顯“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的法治思想，揭示了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法治建設的本質規律，指導“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美麗中國”寫進黨章和憲法，成為全黨意志、國家意志和全民共同行動，為生態環境法典編纂提供了思想指引和理論武裝。

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通過法典編纂，將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制度、實踐成果以法典化方式確認下來，把“山水林田湖草沙”納入統一法典框架，最大限度地融合“保護”和“利用”兩類立法，協調高水平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回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新期待，為生態環境執法和司法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據，對于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促進各方達成環境法理論共識，建構中國自主的環境法知識體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

法典編纂是國家法治建設的重大政治決斷，受到比一般立法更為嚴苛的條件約束。生態環境法典作為生態環境保護領域根本原則和基礎性規范的體系性規定，需要以法典化立法方式對現行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機制和規則規范進行系統整合、編訂纂修、集成升華。在此意義上，法典編纂就是對法學理論和現行法律提煉的有機結合。一部好的生態環境法典，首先是能夠滿足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需求；其次是能夠滿足執法者學習、選擇、適用法律的客觀需要，滿足法學理論促進法律知識體系化的主觀愿望。在這個意義上，法學理論或者法學知識資源直接決定著法典化的水平與質量。

環境法作為新興法學學科，其調整對象、調整方法、調整內容都與傳統法部門法有很大的不同，屬于典型的領域性法律。對于領域性法典編纂，世界上并無成熟的經驗與理論體系。這也意味著中國生態環境法典編纂所需的理論與知識體系都需要根據國情進行總結與提煉。通過編纂生態環境法典實現理論創新，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轉化為法典化成果、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的環境法知識體系，既實現生態環境法律規范的價值統一、邏輯統一、效力統一，又實現環境法學基礎理論乃至整個法學理論的迭代更新，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梳理和總結生態環境法治建設成功經驗，提升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開展了一系列開創性工作，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態文明建設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中國生態環境法治建設成就舉世矚目，已成為新時代黨和國家生態文明建設歷史性成就的顯著標志。實現“生態文明”入憲、明確“美麗中國”強國目標，形成了由國家目標、國家任務、國家職責構成的完整環境憲法條款；加快生態環境立法強弱項、補短板、填空白的步伐，相關法律達到34件，還有100多件行政法規和1000余件地方性法規，生態環境法律體系已初步形成。生態環境綜合執法改革不斷推進，打造了一支政治強、本領高、作風硬、敢擔當的生態環保鐵軍隊伍。建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覆蓋全國各級司法機關的生態環境審判體系、公益訴訟檢察體系，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網站專門開辟中國環境司法專欄，刊載《中國環境資源司法》報告和典型案例，向全世界推廣。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對生態環境法治建設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這也是黨中央決定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的重要理由。通過編纂生態環境法典，認真梳理和總結生態環境法治實踐，既把已經成熟的經驗固化為法律，也對未來實踐進行引領，實現改革于法有據，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為新型法典編纂作出原創性貢獻，打造21世紀人類生態文明法治化新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

法典是每個時期法律制度文明的縮影和主要表征，西方通過編纂民法典，以巨大的制度貢獻將人類文明推向20世紀的立法巔峰，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所蘊含的立法理論創新、規則創新、范式創新、制度創新等法典化集大成方式，至今仍為世界的制度文明典范。

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全球性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嚴重的環境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是全人類都必須共同面對的嚴峻挑戰。21世紀是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世紀，是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建設美麗地球家園的世紀，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中國主場、中華世紀。編纂生態環境法典，實質上是推動人類生態文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重大實踐，是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確認、保障和推進人類生態文明發展進步的偉大事業。中國有條件、有能力也有責任站在21世紀生態文明法治建設的全球制高點上，把握人類生態文明發展新趨勢，汲取世界環境保護立法經驗，吸收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和法律文化精髓，運用現代化中華法治文明的政治智慧和立法能力，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舉國立法體制的優越性，以領域型法典編纂的全面創新，使生態環境法典成為21世紀世界法典編纂的原創性、標志性重大成果，樹立人類文明新形態制度化、法典化、法治化新的里程碑，為推進當代世界法典文明建設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深刻領會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的重大歷史意義，進一步加強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理論與實踐研究，為編纂一部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征、國際視野的法典化立法典范貢獻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