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毅（后左一）指導學生。（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蔣毅：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獲中國青年科技獎。

“從前車馬慢，課間滿場飛；而今車馬快，課間不夠上廁所。”近年來，中小學“課間靜悄悄”“課間圈養”“消失的10分鐘”等話題登上熱搜，引發熱議。

早在“課間10分鐘”被人們廣泛關注之前，蔣毅對于“課間靜悄悄”“課間圈養”以獲得更高的教學成果的思考已經先行一步。在蔣毅看來，推動國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發展，既是自己的職責所在，也是民之所望。

“一顆深思的種子”

1998年，天津市高考考場內，當蔣毅凝視著作文命題——“現今中學生的心理承受力差異較大，有的像雞蛋殼那樣脆弱，有的卻很堅韌”時，這一議題悄然在他心中投下了深思的種子。他未曾預料，這不僅是文字上的作答，更是人生軌跡的微妙預告。

像是命運的巧合，3個月后，蔣毅來到了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報到。“其實我從小就喜歡物理學，來到心理系更像是‘命運的禮物’。”蔣毅說，心中雖有對物理學的留戀，卻也欣然接受了這份“禮物”。

“心理學并不像大家想象的是讀心術、看星座和占卜。”采訪伊始，說起大眾對于心理學的一般性誤解，蔣毅聳了聳肩，笑得頗為無奈。

在相對熱門的心理咨詢領域，各種心理測試、熱點概念紛至沓來，但和外界熱鬧形成對比的，是蔣毅帶領的團隊進行科研的安靜世界，里面僅有一臺電腦，一支進行數據記錄的筆。他們通過光點運動范式考察跨物種的視覺加工特點，揭示局部生物運動信息加工能力受到先天遺傳的影響。他們反復實驗，窮盡每一種可能，以推動學科上的微小改變。那些微小的進步和全新的發現，成了他們留在實驗室里的動力。

“過去很多人認為心理學特別是認知心理學，脫離現實生活，脫離實際問題。但隨著技術手段特別是神經科學手段的發展，人們能夠以行為和認知神經科學為平臺，探究個體如何感知、理解和處理信息，解析基礎和高級心理過程活動的內在機制，揭示思維的規律和模式，探索心智奧秘。”蔣毅說。

“我重點關注的領域是人類視覺認知、生物社會信息加工、注意與意識。它們吸引我的，在于觸及了個體差異的深層機制，以及這些差異如何與疾病狀態相關聯。作為人類健康的一環，這些問題直接關聯到實際的社會需求。”

意識到這一點后，蔣毅將研究重心聚焦于自閉癥特質與精神健康領域，他帶領團隊利用物理學實驗范式結合腦功能成像技術，研究無意識視覺信息加工的神經機制以及面孔和生物運動的特異性視知覺表征機制，將檢測生物社會信息加工能力與自閉特質的研究相結合。“自閉癥的主要對象聚焦在未成年群體，這無疑對家庭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要想解決這些問題，肯定需要相關研究來推進自閉癥的治愈。”他說。

對人在社會中的行為，蔣毅一直想要有一個更深入的研究，而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希望能做一些對社會有幫助的事情并回答清楚領域的基本問題。2004年，在那部展現各國教育理念的紀錄片《他鄉的童年》還沒有問世之前，蔣毅決定去外面看一看，他選擇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繼續攻讀認知與生物心理學的博士學位。

“這段經歷確實讓我學習到了不一樣的東西，在這里，我們要做的不是重復性的實驗，而是從新的角度、新的思路開辟全新的航線，這點讓當時的我很受震撼。”蔣毅回憶剛剛入學時的情景，用上了這樣的形容詞。

同時，蔣毅也在另一種文化里被沖擊了：他看到國外的人們對于情緒健康問題的開放態度，這與當時國內形成鮮明對比。“但你翻開國內外心理學雜志，我國不少學者發表的研究基本上還處于西方主流范式框架之中。心理學是科學，科學無國界。但心理學研究人的心理，人的心理往往又打著文化的烙印。中國人的心理既具有全人類性，又體現中華文化的特點。中國的心理學必須成長在自己的大地上，要從中國的實際來研究中國民眾的心理與行為，而不是把國外的概念、理論和方法硬套在中國人身上，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此時，一個念頭在蔣毅心中悄然成形了——“中國心理學必須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面向未來，著力走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路子。我們要努力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努力在借鑒國外理論方法的同時，積極地挖掘本土的智慧與方法論；努力建立我們自己的知識體系。”

為心理學學科發展“鼓與呼”

“對中國社會心理健康問題的長期關注，使我在從業時幾乎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回國。”蔣毅所感慨的“幾乎”，是因為彼時國內大眾對于心理的認知，相當一部分還停留在“精神有問題才會去看”的范疇。沒認知、沒經費、沒成果，也是彼時心理行業的現狀。

2009年，蔣毅受邀歸國，來到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2014年7月，蔣毅受聘為中國科學院大學崗位教授。

召開學院行政會議，申請科研課題，線下跑招生，線上線下開展心理科普……建設心理學系，工作量巨大。然而就在這樣龐雜的事務中，蔣毅依然擔綱多門課程的主講人，在教學一線和學生面對面，培養并見證他們在心理學界成長成才。“我是慢慢探索的，我也是從學生階段走過來的，更多的是把我的老師怎么教會我的，去教會我的學生。”

“科學研究是一個厚積薄發的過程，您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創新。”蔣毅的答案雖只有兩個字，卻清晰而有力。

蔣毅說，教育是一場馬拉松，而創新意識的培養則是貫穿一生的必修課。為年輕學者構建一個充滿激勵與支持的創新生態系統，至關重要。

面對這群年輕的學生，蔣毅總是鼓勵，多有包容。

在擔任新生班主任期間，蔣毅注意到本科生同學普遍的焦慮感，他始終以自身的經歷為話本，告訴大家，學術、科研與教育要把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為人類全面的福祉服務提高到顯著的位置上來……

蔣毅也一直在為心理學學科發展“鼓與呼”。“我國的心理學研究領域尚處于追趕階段，等不了、慢不來，也停不下。”面對仍需久久為功的問題，這位年輕的學者平衡著他的熾熱與冷靜。

“我建議，高校、培訓機構、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當共同努力，通過明確培養目標、優化培養方式、加強師資力量、促進合作與交流等措施，不斷提高青年心理學人才的培養質量，為社會輸送更多高素質的心理學人才。同時，構建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包括基礎課程、專業課程、實踐課程等，大力培養一線急需的應用型人才。要通過多方、多部門協同聯動，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相關工作體系……”

對蔣毅而言，“培養更多心理學人才”不僅僅是一個建議，更是一條清晰的履職主線和行動目標。走出課堂，他帶領學生團隊為全校心理熱線提供學術支持，通過新媒體途徑進行心理學知識科普，建設心理健康服務平臺；為心理學學科建設鼓與呼的同時，蔣毅跑基層的次數也越來越多，調研足跡遍布武漢市、黃石市、黃岡市等地……

“從踏入大學校園那一刻到現在，已經走過了20多年，心理學的發展始終是我關注的重點。”蔣毅坦誠地說，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前，更多出于個人和學科因素關注心理學行業發展，而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后，他有了可以發揮更大作用的舞臺，也有了更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筑牢“心”防線

青少年心理健康這件事有多重要？蔣毅用這樣一組數字回答了問題：“一項來自中國人民大學2022年的研究數據，揭示我國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總檢出率為18.9%，其中內化問題（如焦慮、抑郁、睡眠問題、自殺意念）的比例為20.0%，外化問題（如自我傷害、自殺未遂）的比例為11.7%。”

“以前大家都是成年后才能感受到很大壓力，現在的孩子們小小年紀就承受著超前的學業壓力。正常活動、交往的時間被擠占，這必然會引發不良后果。”蔣毅說，學生得不到充足的課間休息和戶外運動時長，其社會性發展受阻、體質下降。

“人們早期的人生觀、價值觀，很大一部分是在玩耍時與不同的人進行交往中建立起來的，這是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社會交互。”蔣毅說，兒童青少年正處在腦智發育與心智發展的黃金期、心理問題與認知障礙的首發敏感期，應該做符合年齡規律的事情。

跟隨全國政協調研組到學校調研后，蔣毅發現，出現心理問題的青少年好像越來越多，但接受過專業心理教育的老師比較少。大部分學校心理輔導師資力量短缺，只有少數學校配備專職心理教師。部分學校的心理輔導老師沒有相應的心理輔導理論知識，校內心理咨詢室流于形式，未能發揮作用。

這也促使蔣毅越來越頻繁地思考著——從頂層設計到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真正好轉，還有多遠的路程？還有哪些關鍵節點？有沒有可操作性強的實用妙招？

“眾所周知，青春期是一個人身心變化最為迅速而明顯的時期，這些變化，會使青少年產生困擾、自卑、不安甚至焦慮等問題。”蔣毅告訴記者，不容忽視的是，青春期孩子的家長年齡大多在40歲上下，無論在事業上還是在家庭中都是中堅力量，責任大、壓力也大。事業家庭中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讓他們陷入焦慮。“當孩子的青春期與父母‘脆皮’期相遇，常常成為青少年心理問題的導火索。”

而深入發掘大學生群體中出現問題或危機的案例后，蔣毅發現他們或多或少出現的心理健康問題，也大多跟家庭關系密切相關。“此外，我們還需要基于腦科學認知理論，結合心理學量化測評技術，綜合個體特質與成長環境等因素，研發適合我國國情、內容科學全面、層次清晰完整、操作簡便易行的心理健康客觀評估指標體系和精準干預方案。”

那么，當很多家長還沒有完全做好準備，專業的心理教師隊伍仍然在建設中時，我們還能做什么？

蔣毅給出了一劑“特效藥”——探討如何破解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不僅要關注校內外力量的“協同”，也要關注校內多主體間的協作。“應提升全體教師的心理健康教育素養，形成‘全員式’‘全程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對每一個家庭來說，讓家庭的內核和環境發生改變，這才是新動力產生的根源。”

“我也在不斷學習，我認為委員提出問題的同時，一定要給出可執行的建議和方案，為有關部門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從心理學科研工作者到大學教授，從行業一線到兩會現場，無論蔣毅走到哪里，維護老百姓心理健康始終是他最質樸而堅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