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經過實踐驗證、行之有效的現實經驗、政策選擇等上升至行政法規層面予以固定強化，形成制度規范，對深化生態文明建設制度創新，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將產生積極作用

為鞏固生態保護補償的政策成效，適應新時代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協調統一的要求，國務院于今年4月頒布了《生態保護補償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并于6月1日起正式實施。《條例》不僅是專門規范生態保護補償活動的行政法規，也是加強生態保護補償工作的關鍵舉措，對于調動各方參與生態保護積極性和不斷改善生態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生態保護補償是經過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制度安排。幾十年來，我國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我國對生態保護補償制度的探索，最早始于1999年推行的退耕還林工程，并對應實踐形成森林生態保護補償模式，為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最初的實踐思考。隨后，生態保護補償的類型及對象開始向流域、草原、濕地、荒漠和海洋等各類重要生態環境要素擴展延伸，并同步形成跨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將建立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作為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舉措，生態保護補償工作進入加速推進期。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提出要“開展跨地區生態補償試點”。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改革的意見》。2024年4月，《生態保護補償條例》正式頒布。

從戰略上看，《條例》頒布有利于構筑國家生態安全屏障、促進區域協調可持續發展。《條例》所規定的各類生態保護補償形式及方式，將對提升森林、山地、草原、水流和湖泊等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構筑國家生態安全屏障起到助力作用，同時也為生態保護權責落實、資金多元渠道融通等保駕護航。從執行上看，《條例》頒布有利于鞏固成熟實踐經驗，穩定各方生態保護主體預期。經過長久探索，我國已在生態保護補償領域形成諸多成熟經驗，將經過實踐驗證、行之有效的現實經驗、政策選擇等上升至行政法規層面予以固定強化，形成制度規范，對深化生態文明建設制度創新，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將產生積極作用。從實踐上看，傳統生態環境政策較為注重生態效益，相對忽略經濟和社會效益，使生態保護補償缺乏可持續性。《條例》的頒布則有利于實現生態保護補償的“生態-經濟-社會”效益融合。

《條例》的適時發布，為生態保護補償實踐工作提供更精準、更可持續的政策指引。因此，要準確把握三項機制的核心要義。

強化“1+N”的國家財政縱向補償格局。《條例》充分吸收當前國家縱向生態保護補償實踐經驗，確定了“1+N”的國家財政補償格局，“1”是指生態功能重要區域，包括依法劃定的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紅線、自然保護地等生態功能重要區域，“N”是指各類重要生態環境要素，包括森林、草原、濕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以及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規定的水生生物資源、陸生野生動植物資源等其他重要生態環境要素。《條例》明確規定，補償標準需要考慮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承受能力、生態保護成效等因素，要考慮生態效益外溢性、生態功能重要性、生態環境敏感性和脆弱性等要素，對重點生態功能區實施差異化補償。

明確橫向生態保護補償的內涵范疇和權責劃分。《條例》結合各地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試點成果，進一步明確地區間補償機制建設的關鍵環節。一是進一步明確事權財權合理劃分，地方是開展生態保護補償的主體，包括中央在內的上級人民政府通過組織協調、資金支持、政策傾斜等方式鼓勵和引導地區間補償機制建設。二是進一步拓展延伸生態保護補償的內涵，在明確江河流域所在區域可開展生態保護補償外，把重要生態環境要素所在區域以及其他生態功能區等也納入補償范疇。三是結合已有的地區間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建設實踐，細化了補償機制建設的主體、補償協議簽訂的主要內容和考慮因素、資金管理、組織實施等關鍵問題。

指明生態保護補償資金開源的市場化路徑。《條例》指出，遵循市場規律，堅持生態有價原則，明確了政府搭臺、各方主體參與的市場化補償路徑，主要包括資源環境權益交易、生態產業發展以及市場化運作的生態保護補償基金等。引導碳排放權、排污權、用水權等重要資源環境要素開展市場化交易，促進生態受益者對生態保護者補償。鼓勵支持生態保護與產業發展有機融合，推動生態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提高生態產品價值，促進生態保護主體利益得到有效補償。

（作者潘碧靈系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民進湖南省委會主委、湘潭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