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協商民主的獨特既來自于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政黨理論、民主政治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在守正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的實踐特質，又具有深植于中華文明獨特歷史文化傳統，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養分內斂出的精神旨趣與文明特質。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充分發揮我國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是協商民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的應有之義。

從歷史演進與文化傳承來看，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國協商民主的重要來源，這些珍貴的傳統文化資源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政治的當代實踐和創新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文化滋養。開展協商取決于是否能夠在共同體內部凝聚共識，化解沖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政治哲學強調“和而不同”“人和政通”，主張通過“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的包容性文化策略，在國家、社會、家庭共同體內部的諸個體之間構建出豁免沖突的習慣法保障與凝聚共識的價值引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傳承、闡揚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的基礎上，以嶄新的思想內容豐富發展了中國傳統政治的這一“包容性智慧”，通過科學有效的制度安排與現代性的協商倫理重構，將中國傳統樸素的政治文化理想轉化成了切實有效、邏輯自洽的民主形式，賦予了歷史傳統中的協商文化、協商思想新的時代內涵與文化精神。

從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長期的具體實踐來看，其實踐優勢源于民主協商實踐與中國社會的緊密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為它是從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不是建立在抽象的“主權在民”的政治原則、政治規范之上，也并非脫離中國社會實際的邏輯推演和理論預設。協商民主存有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社會組織協商等渠道，要借助這些廣泛、多層次、制度化的民主協商渠道來推進多黨合作事業，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自上而下地推動國家治理能力、治理體系現代化，必然要求將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民主運行多個環節中的協商實踐與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格局相適應，與解決發展問題緊密結合，充分體現人民意志、利益訴求，使全過程人民民主具體地、務實地體現到黨治國理政的政策措施上來，促成社會內部的全體成員之間達成基于共同意愿的一致性行動，接受協商制度的普遍安排，才能夠確保“有事好商量”的民主協商實踐的有序運轉，在穩定實踐中持續釋放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強大的制度效能。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健康發展的前提條件和根本政治保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各級黨組織對協商民主的組織協調。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運行機制為依托，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包容性、創新性特征的協商文化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轉化為新的時代條件下支撐協商民主制度創新的文化資源；深化協商民主程序完善與制度改革，推動協商民主與國家治理有效銜接，將不同治理主體和廣大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中積累的協商經驗轉化為制度化、組織化、規范化的政治實踐規范與行動意愿。

（作者馬一文系電子科技大學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中心教師；劉宗靈系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