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青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生態環境部原副部長
錢智民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原董事長
魏源送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水污染控制實驗室主任
處理好發展與保護的關系，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也是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永恒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深刻闡述了新征程繼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正確處理好的五個重大關系，其中第一條即是“正確處理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
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的民革、科技界、環境資源界委員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廣大環境資源界委員要在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以高水平保護支撐高質量發展上作出新貢獻。
如何理解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之間的關系？如何尋找最優解？面對復雜局面，下一步又該如何發力？全國“兩會”期間，記者特別約請了三位來自環境資源界的全國政協委員談談他們的看法——
●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
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辯證統一關系，要求發展經濟不能對資源和生態環境竭澤而漁，生態環境保護也不是舍棄經濟發展而“緣木求魚”
記者：您如何看待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的關系？
翟青：總的來說，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高水平保護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護才能實現，同時高質量發展可以為高水平保護提供更為堅實的基礎和條件。
不可否認，處理好發展和保護的關系，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一段時期內，我國一些地方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對立起來，在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上，一度出現過發展向自然過度索取，甚至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的發展思路，重污染天氣、黑臭水體、垃圾圍城、違法填湖填海、耕地上山、挖田造景、挖山造城、毀林建房等生態環境問題成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嚴重影響人民群眾生產生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國情和嚴峻形勢，提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基本方略，深刻指出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辯證統一關系，要求發展經濟不能對資源和生態環境竭澤而漁，生態環境保護也不是舍棄經濟發展而“緣木求魚”，要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近年來，我們都感受到，各地對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認識明顯提高，落實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自覺性、主動性明顯增強。“兩高”項目盲目發展勢頭得到有效遏制，一批違法違規項目被依法查處，一批傳統產業得以優化升級，一批綠色產業實現加快發展。
比如，京津冀協同治理大氣污染，大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調整，這幾年空氣質量明顯改善，京津冀藍天白云已經成為生活常態。江蘇南通市五山地區濱江片區大力整治“散亂污”企業，拆除違建，修復騰出岸線，打造綠色走廊，重現昔日大江美景。
這些成功實踐充分證明：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都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
魏源送：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經濟建設是中心工作，高質量發展是首要任務，高水平保護是重要支撐，三者辯證統一于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本質要求。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既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正確把握的重大關系，也是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面臨的重大考題。
縱觀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歷史，就是一部如何正確處理發展與環境的關系史。
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卡遜出版《寂靜的春天》一書，引起巨大反響。這本書用類似寓言的形式，批判了化學藥劑在農業生產中的濫用所造成的生態災難，以及對人類健康和繁衍的嚴重影響。這本書影響巨大，引發了人們對于生態環境問題的思考，促使各國人民逐漸形成了環境共識，也就有了后續聯合國發布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言》（1972年）、《21世紀議程》（1992年）和《2030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2015）等深刻引領世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理念。這些理念創新反過來為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提供科學指引。
一直以來，發達國家走的都是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我國在吸取經驗、教訓基礎上發揮“后發優勢”，創造性地發展和總結出新發展理念——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內在統一的系統思維來把握、衡量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
其中重點提一下“創新”。將創新定位于新發展理念的首要維度是中華民族內在稟賦與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當今世界，國際競爭新優勢越來越體現在創新能力上，唯創新者強、唯創新者勝，建設創新型國家是使我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氣所在。
因此我們的高質量發展就是通過高水平環境保護，通過科技創新與科技支撐，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著力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有效降低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持續增強發展的潛力和后勁。
●生態環境保護讓經濟發展的含金量越來越高
過去我們總提到，這是我國“彎道超車”的機遇，但也可以探索“換道超車”。不走過去的道路，那可能是泥濘小路，而我們走上一條塑膠跑道，跑起來自然要快得多，這條路就是我們尋找的、不同于以往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通過高水平保護，可以不斷塑造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從您個人經歷看，高水平保護為發展帶來了什么？
錢智民：通過高水平保護帶來的新動能、新優勢，必須提到中國新能源的發展。
人類從柴薪到煤炭再到石油的能源革命中，我國處于落后水平；而當前在化石能源向清潔能源轉型中，我國新能源、電動汽車和智能控制技術大多處于全球并跑或領跑地位。
2023年我國清潔能源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度達到11.4萬億元，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能源投資約2.8萬億元，拉動各行業增加值超10萬億元，帶動就業人數超2180萬人；風機整機、光伏組件產量約占全球總量的65%和85%，全球十大光伏組件、風電整機、動力電池廠商中，中國分別占了8個、6個和6個，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
巨大的技術、產業能力和市場空間將給我國引領全球能源革命，推動工業革命和社會發展進步帶來歷史性的機遇。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新能源本身就是新質生產力的主力軍。特別是隨著全球能源轉型已成大勢所趨，科技創新成為大國競爭“主戰場”，掌握顛覆性的新能源技術，有利于搶占全球科技制高點。
再比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我們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面向“雙碳”目標，我們正面臨一場史無前例的產業轉型升級，以及由化石能源走向新能源的能源轉型。在這過程中，將推動我國產業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將新增大約139萬億元的投資，有利于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我國也建立了全球覆蓋排放量規模最大的碳市場。如按照2023年歐盟碳市場交易主體、換手率和交易價格進行測算，我國碳市場年成交額將超過2.5萬億美元，超過全球原油貿易總額。未來，中國碳市場的碳定價機制將成為中國乃至全球減緩氣候變化的晴雨表。中國碳市場將成為中國引領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平臺。
過去我們總提到，這是我國“彎道超車”的機遇，但也可以探索“換道超車”。不走過去的道路，那可能是泥濘小路；而我們走上一條塑膠跑道，跑起來自然要快得多，這條路就是我們尋找的、不同于以往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魏源送：基于長期從事區域流域水污染控制研究與應用的經歷，我深刻認識到重大生態環境需求將催生重大突破，包括科技突破、管理突破和產業突破。
例如，近年來，生態環境監測產業發展迅速，在建設“天空地一體化監測體系”中帶動了從儀器設備到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再到航空航天等一系列領域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在科技方面，過去大部分依靠進口，現在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以我比較熟悉的膜產業為例，過去20多年間，中國膜行業發展迅猛。
1999年，中國膜產業總產值約為28億元人民幣，僅占全球總產值的1.7%；到了2014年，首次突破千億元，2022年產值超過3700億元人民幣，占全球總產值35%以上。“十四五”期間，中國膜行業產值年均增長速度保持在10%-12%，預計2025年我國膜產業總產值有望達到5000億元人民幣。
中國工業領域反滲透膜的應用規模超過2700萬m3/d；膜生物反應器系統（MBR）建設規模已位于世界前列。世界范圍內單體規模≥10萬m3/d的市政污水MBR共有62座，其中40座位于中國，總處理規模（峰值）占比63%。就在北京，槐房再生水廠為全地下式建設，是世界上已投入運行的最大規模的MBR工程。
膜技術的發展為我國的節能減排與傳統產業改造升級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例如北京的再生水用量從2008年6.0億m^3，占用水總量的17%提升到2022年12.05億m^3，占用水總量的30.1%，不僅有效實現了污水處理與再生利用，改善了河湖水環境質量，節約了水資源，還有力促進了我國水務產業和膜產業的發展。北京就誕生了眾多知名的環保產業公司，在水污染防治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高質量發展“明底線”“劃邊框”“增綠添金”
緊跟世界科技發展趨勢，進一步提高綠色低碳轉型的內生動力，讓經濟社會發展含綠量更高、含碳量更低、含金量更足
記者：不可否認，在切實感受到生態環境領域發生的巨大變化的同時，部分領域和部分行業的確經歷著轉型的陣痛。尤其在經濟復蘇的當下，出現了對“環保放松”的觀點和行為。您是否遇到過類似情況，在您看來有何解決的辦法？
翟青：從我從事的工作和近年來參加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的經歷來說，的確一些地方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仍樹得不牢，重發展、輕保護的思想仍然沒有轉變。一些地方仍存在當地自然稟賦好、生態環境優、環境容量大的認識誤區，對生態環境特殊重要的戰略地位或脆弱敏感的客觀實際認識不足，對長期存在的生態環境問題熟視無睹。
但即便有一些不足、有曲折，但從領導干部到廣大公眾心中都有一個共識：以犧牲生態環境換取一時一地經濟增長的做法不可能長久。
一些轉型中的“陣痛”正說明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仍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生態保護仍任重道遠，綠色發展也需要久久為功。
實踐中，我們也清晰地看到，通過綠色轉型，實現了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高水平保護可以不斷塑造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通過各地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走出了一條“產業與扶貧”“生態與生意”互促共贏的新路子。我們在督察過程中也發現，被督察對象以督察整改為契機，圍繞服務區域重大戰略，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布局優化，獲得了長遠的發展；通過綠色低碳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創造出新的價值。
魏源送：我們也的確遇到過這些情況。例如，根據近年來中央環保督察的結果，南方城市普遍面臨污水處理廠進水濃度低的狀況，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大力推進污水收集管網建設，但這需要巨大的經費投入。但近年來地方政府出現資金緊缺狀況，推進污水收集管網建設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困難都是短期的，并不是認識不到改善的重要性，而是在面臨促發展、保民生和保護環境的要求進行統籌時，需要有更多科學、精準和智慧策略。比如，地方政府需要調整策略，分類分區分步施策，一方面可通過科學謀劃，調整污水管網建設的范圍和年限，另一方面推進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模式和投融資模式創新等，形成多元化資金保障機制等。
記者：“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同時從國際到國內也面臨著多線條和多領域相互疊加、相互聯動的復雜局面。在這樣的狀況下，您認為生態環保領域下一步的關鍵抓手是什么？有何建議？
翟青：一要保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保持高壓態勢，堅決守住生態環境底線。強化環保政策同其他政策統籌，更加注重源頭預防、前端減排、全程監管、協同增效，為高質量發展“明底線”“劃邊框”“增綠添金”，在綠色轉型中推動發展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二要統籌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堅持全面系統、發展變化的觀點把握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把生態環境保護融入黨和國家事業大局，將系統觀念貫穿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各方面、全過程。充分發揮生態環境保護、碳達峰碳中和的優化、引領、倒逼作用，注重源頭預防、前端減排、全程監管、協同增效，推動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聚焦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標志性戰役，圍繞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靶向發力、科學治污。敢于動真碰硬，抓好生態環境突出問題整改，堅持高質高效、舉一反三、長效長治，既提升當地生態環境質量，又為優質產業發展騰出空間。
三要堅定不移貫徹“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方針。因地制宜、科學施策，落實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不斷提高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針對性、科學性、有效性。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既不能冒進，也不能保守，既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韌勁，又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定力。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堅決反對“齊步走”“一刀切”，堅決反對拍腦袋決策、拍胸脯蠻干，堅決反對敷衍塞責、弄虛作假，用以實打實、不摻水分的生態環境保護成效取信于民。
錢智民：古語有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能源是工業的糧食、國民經濟的命脈。近代社會強國的更替都伴隨著能源及相關技術的突破與迭代。因此，要抓住能源百年變局的歷史機遇，把能源先行作為國家重大戰略。
但能源先行涉及經濟、科技、產業、鄉村振興、生態環保、金融、國防、國際合作等各方面，建議有關部門研究并統籌各方力量一體謀劃、一體部署、一體推進。
具體來說：一是加大能源尤其是清潔能源的投資力度，實現高質量的“以進促穩”。加大對縣域能源的投資，還可推動資源循環利用，帶動鄉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就業。
二是加強清潔能源科技創新。就像英國抓住柴薪到煤炭、美國抓住煤炭到石油轉型機遇一樣，我國要緊緊抓住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轉型的歷史新機遇，搶占全球新能源科技創新的制高點。大力增加清潔能源科研投入，以設立重大示范項目加強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攻關。
三是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加大能源電力價格市場化力度，更好發揮價格信號作用，實現各類能源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和協同消納。進一步完善碳市場規則，加快建立電碳銜接機制。
四是加大海外新能源投資力度。加強國際標準研究制定，鞏固“新三樣”的優勢地位，提高我國在世界能源綠色轉型中的影響力與話語權。
魏源送：我認為，要匯聚各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場、科技、政策“組合拳”。
作為科研人員，我更加關注加強科技支撐的作用。要以科研院校為主力，實施“一地一策”開展駐點跟蹤研究，培養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態環境科技人才隊伍。
還要重視構建美麗中國數字化治理體系的作用，建設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
作為一種生態環境治理方式，數字生態文明建設通過將大數據、5G、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有機嵌入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提升生態文明建設的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水平。比如，通過體系構建可以推動決策過程由“經驗判斷型”向“數據分析型”轉變，讓生態環境治理更“聰明”；通過數據共享，建成生態環境數據“一張網”，打破數據壁壘、實現數據互聯，推動生態環境治理向協同化轉變等。
未來我們要通過這些措施緊跟世界科技發展趨勢，進一步提高綠色低碳轉型的內生動力，讓經濟社會發展含綠量更高、含碳量更低、含金量更足。（記者 王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