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新就業形態的“蓄水池”作用日益明顯，大幅提升了經濟運行的就業承載力。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約有8400萬。新就業群體的權益保障也日益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國家陸續出臺相關性政策，旨在保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規范平臺用工方式。但鑒于新就業形態與傳統勞動關系的特征存在差異，權益保障仍需創新理論與實踐。
目前，有關新就業形態的權益保障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
勞動關系方面需要更新認知。針對技術對于組織變革帶來的影響，社會各界依然存在傳統用工關系的認識慣性，未充分正視在技術驅動的新型人力資源模式出現了“組織的弱化和個體的崛起”。大量靈活就業者在不同地區、職業、工作狀態間頻繁切換，恰恰在應對勞動需求波動并最大化自己的收入，傳統固定勞動關系下的管理方式不適用于靈活就業者。
社會環境方面需要增進理解。人們對于技術的強大和算法的“黑箱”依然有較深的誤解，勞動者“被困在”系統中、技術是否“作惡”等猜測被持續擴大。相比之下，技術充分運用對提高生活便利度、創造就業等的社會價值卻被忽視。實際上，各類線上平臺對于線下經濟有強大的賦能作用。如果對平臺經濟和靈活就業的認知存在偏差，則不利于形成穩定的政策環境，而多變的政策反過來又會加深社會對于新業態和新就業形態的認識偏差。
養老保險方面面臨參保障礙。一是現行政策不允許勞動者同時享受城鎮職工社保和城鄉居民社保；二是低收入與高社保成本之間存在矛盾，城鎮職工社保的繳費基數和比例超過了很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承受范圍；三是短工齡與長繳費年限之間存在矛盾；四是對于外來務工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來說，在就業地參繳城鎮職工基本社會保險又存在貢獻與回報不公平的問題。
制度建設方面需要全國一致。各地對新業態、新模式的治理要求各行其政，在相關基礎權益保障規范性要求上有根本差異，同時忽視了平臺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無法形成針對新業態市場基礎制度的規則統一。
面對龐大的新就業形態群體，相關政策既要考慮對民生、就業、社會大局的影響，又要面對該群體的多元訴求精準施策。
首先要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上確認勞動者新就業形態的合法性。應尋求對現有勞動合同法框架下對傳統勞動模式的探索和突破，支持平臺用新思路、新辦法、靈活性的解決方案應對新業態的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在用工定性上，應將其確立為靈活就業者、平臺與消費者之間屬于按合同約定的合作關系，屬于傳統民商事的法律行為，由《民法典》進行調整。此外，對于靈活就業者的社會保障，研究制定專門相應的機制，充分尊重從業者參與的選擇權。
其次要建設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多維保障。構建包括基本保障與補充性保障在內的多層次社會保障制度體制，是未來發展的重點。應在財政支持下建立國民基本保障，避免出現因年老和因病返貧的現象；基于勞動者身份，要建立工傷保險等與工作相關的保障制度。
再次要創新有利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收支體系。一是在征繳上，基本風險保障不再區分勞動者與普通社會成員，勞動者需要的基本風險保障以及補充保障也需要與傳統的雇傭關系解綁。二是在經辦上，無論是基本保障還是補充保障，都要做實個人賬戶，遵循“錢隨人走”原則，構建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
最后要優化善待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環境。一方面，針對技術“黑箱”的社會性誤解，應加強對新技術、新事物、新業態的科學傳播，引導大眾尊重技術的發展浪潮和客觀影響。另一方面，在涉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城市治理策略上，地方實施細則需要在大方向上保持全國步調一致、方向趨同。在國家層面，制定指導性的發展意見，要求地方建設由政府、社會和平臺企業協同有序、治理向善的治理范式。
（作者陸銘，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