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的優勢，使國內大循環建立在內需主動力的基礎上，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是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有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概括總結的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治理規律，是對習近平經濟思想新的豐富和發展，對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穩中求進，具有重要意義。

一、 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是對宏觀經濟治理現代化規律的科學系統把握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我國不斷探索適合自己國情的宏觀經濟調控方式、方法和政策。進入新時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202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提出了“宏觀經濟治理”的概念，要求“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和“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能力”。2020年10月，“十四五”規劃建議中要求“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

從“宏觀經濟調控”到“宏觀經濟治理”，這是黨中央對新時代中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深化，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推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是習近平經濟思想新的豐富和發展。與“宏觀經濟調控”概念相比，“宏觀經濟治理”概念更體現了系統觀念的指導，目標兼顧更加多元，解決問題更為復雜，調控手段更為多樣，時間跨度更為長遠，涉及領域更為全面。從政策體系上看，“宏觀經濟治理”要求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強調就業、產業、區域、投資、消費、科技、環保、民生、社會、改革、開放等各類政策手段合理分工、緊密配合、高效協同，從而對更為復雜的經濟活動進行有效引導、調節和控制。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推進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必然要求進一步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高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水平。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最核心的一對內在關系，處理好供給和需求的關系，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是一個健全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核心功能。供給側管理政策一般要求從資本、勞動和技術這些生產要素入手，針對長期的、結構性問題，進行跨周期的宏觀調控；需求側管理政策一般是針對有效需求問題，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周期性、總量性的經濟增長等進行短期性的逆周期調節。一般而言，從需求側入手和從供給側入手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區別在于把握經濟增長長期趨勢和短期波動。但是供給側和需求側政策又不是截然分開的，要實現穩定、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都需要把握好協調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政策，通過供給側管理政策和需求側管理政策有效協同實現經濟發展目標。

新時代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治理一直堅持注重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協同發力。2015年提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我國一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到底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這意味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意就是要通過持續推動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突破制約高水平技術供給、制度供給的關鍵問題，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解決經濟中存在的長期性、結構性問題，跨周期激發經濟發展動力、提高潛在增長率，從而實現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目標。而從需求側政策看，圍繞著擴大有效需求，著力擴大消費和有效投資，持續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立足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堅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培育更多經濟增長動力源。

進入現代化新征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對擴大有效需求提出了新要求，要使國內大循環建立在內需主動力的基礎上，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這要求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全面促進消費，加快消費提質升級，優化投資結構，拓展有效投資空間，更好地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結構的關鍵性作用，到2035年實現消費和投資規模再上新臺階、完整內需體系全面建立的目標。

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要求實施更加精準和前瞻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形成“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的調控方式，通過增加跨周期政策設計來彌補單純逆周期調節的不足，有利于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形成一種供給與需求動態平衡、改革與管理高效統籌、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促進、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有效結合的經濟運行體制機制，這些都深化了中國對宏觀經濟治理規律的新認識。

二、 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是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與量的合理增長的必然要求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是新時代的硬道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蘊含著多元動態的目標，這些目標必須統一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上來，必須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安全的內在統一來把握發展、衡量發展、推動發展，必須始終保持全國一盤棋的大局觀念，正確處理當前和長遠的關系、更好統籌經濟質的提升與量的增長，持續提高經濟治理水平。而這必然要求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經濟高質量發展，最終體現為人民福祉水平提高和美好生活的滿足。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可以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順應消費升級趨勢，擴大有效需求，實現個性化、多樣化、高品質消費需求，實現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我們必須認識到，雖然以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衡量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但是，一個國家GDP水平提高往往不能全面直接反映出收入平等、環境質量改善、減貧等人民福祉水平的提高。區分GDP所反映的經濟數量增長與經常被經濟統計所忽視的經濟質量提升是至關重要的，經濟質量主要體現為人民福祉改善。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界主要基于GDP數量視角延伸的經濟增長模型和需求側管理政策體系，不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這是新時代黨對發展規律、我國發展階段和主要矛盾變化認識深化的結果，是對單純GDP數量導向的宏觀經濟調控理論和政策的反思和超越。

推動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并不排斥經濟量的增長，我們所應避免的是單純追求經濟增長模式下造成的具有環境嚴重污染、資源過度損耗、收入兩極分化等問題的經濟增長。實際上，在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基礎上，盡可能實現量的較快增長，不僅有利于持續增進民生福祉、增強綜合國力，也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國經濟增長一定要保持合理的增速。有測算表明，要實現2035遠景增長目標需要2021-2035時期年均增速達到4.73%，而且對于這一時期的前半階段有更高的增長率要求。尤其是近幾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種因素影響，我國經濟增速低于潛在增速，2020-2022這三年平均增速為4.5%。這要求未來更要重視穩定經濟增長速度。穩增長應該是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長期要求。因此，我們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質量同時，還要針對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著力擴大內需來穩定經濟增速，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展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與量的合理增長。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有效需求的協同發力，旨在實現經濟增長質的有效提升與實現量的合理增長的統一。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會比較好地體現在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上。全要素生產率所體現的是生產要素投入數量推進經濟增長之外的、由于技術進步和資源優化配置而產生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不僅是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也是未來我國經濟量的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因此，推進高質量發展需要從關注經濟增長率轉向更加關注全要素生產率。黨的二十大報告在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部分，特別指出要“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應該是我國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的著力點。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雖然目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美國的70%左右，但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只有美國的40%左右，這更增加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急迫性。未來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統籌質的有效提升與量的合理增長，一定要通過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三、 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內需協同發力，是進一步推進經濟回升向好的重要保證

2023年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加大宏觀調控力度，著力擴大內需、優化結構、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風險，我國經濟實現了回升向好，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2024年要進一步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面臨著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風險隱患仍然較多等困難和挑戰，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也在上升。這更要求我們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內需協同發力，提高宏觀經濟治理政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和一致性。

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內需協同發力，需要尋求擴大內需戰略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結合點去發力。從擴大內需看，要通過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協同聯動，跨周期與逆周期宏觀政策有機結合，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緊扣結構性問題，做到宏觀經濟政策更加精準有效，著力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有本金和債務約束的金融需求；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要圍繞著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突破供給約束堵點不斷強化完善結構政策，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新新需求，尤其是加快科技政策扎實落地，培育新質生產力，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構建具有先進性、協調性、完整性、開放性、安全性和包容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內需協同發力，關鍵是要處理好擴大內需中消費和投資的關系。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一方面，提升傳統消費，培育新型消費，擴大服務消費，適當增加公共消費，推動消費從疫后恢復轉向持續擴大，大力發展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提振新能源汽車、電子產品等大宗消費。另一方面，要完善擴大投資機制，拓展有效投資空間，發揮好政府投資的帶動放大效應，持續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探索實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新機制，建設適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未來產業、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重點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基礎設施、節能減排降碳，培育發展新動能。

當前著力擴大內需的關鍵，在于擴大居民消費。目前來看，制約中國居民消費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在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份額始終偏低，影響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而居民收入份額與最終消費占GDP之比的走勢高度一致，從1994年至2019年的歷史數據看，中國初次分配中的住戶部門收入占比與最終消費占GDP之比間的相關系數超過0.9，兩者走勢高度一致。因此，要擴大內需一定要建立和完善擴大居民消費的長效機制，使居民有穩定收入能消費、沒有后顧之憂敢消費、消費環境優獲得感強愿消費。這要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完整內需體系，高度重視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深化收入分配領域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這些改革方向和內容既是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務，也是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內需協同發力的關鍵著力點。

（作者黃群慧，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