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毛澤東在《人民解放軍二十二年的歷史經驗》中總結：“只要堅持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保持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完全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夠打倒的，任何嚴重的困難都是能夠克服的。”艱苦奮斗是我們黨的革命傳統，是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勝利的重要法寶。

在極端困難的革命戰爭年代

黨形成了艱苦奮斗精神

建黨初期，黨內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艱苦奮斗”的概念，但毛澤東就開始重視艱苦奮斗的實踐并對黨和軍隊中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和享樂主義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在紅軍中也有不少的人，他們總是希望隊伍開到大城市去。他們要到大城市不是為了去工作，而是為了去享樂。他們最不樂意的是在生活艱難的紅色區域里工作。”同時，毛澤東也身體力行，用具體行動去踐行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當時，在敵人的瘋狂“圍剿”和嚴密封鎖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各種生活物資極為短缺。按照規定毛澤東晚上可點三根燈芯辦公，但是，為了節省用油他堅持只點一根燈芯，就是在這樣昏暗的燈光下，他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等光輝著作。中央蘇區時期，在國民黨反動派接連不斷的“圍剿”下，蘇區的各種資源日漸萎縮。但是，蘇區政府內部卻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浪費現象。為此，毛澤東強調：“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同時，他還提出要“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回顧黨過去長達十五年的革命道路時首次公開使用了“艱苦奮斗”這個詞，他指出：“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斗的經歷，以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干部的流血犧牲，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他認為，黨過去艱苦奮斗的經歷不僅鍛造了黨，而且也使黨為大多數人民所信任，并會對挽救新的亡國危險產生重要影響。全面抗戰爆發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充分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團結帶領人民共同抵御外敵入侵。在此情形下，毛澤東發出了“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偉大號召，并帶領全體軍民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物質基礎。1945年4月，在抗戰勝利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說：“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可以說，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歷了世所罕見的困難和挑戰，但正是因為黨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才能團結帶領人民在極其嚴峻的環境中取得革命勝利、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曾于1936年和1939年兩次到訪延安的美國記者斯諾，在陜北的窯洞里看到毛澤東穿著打著補丁的衣服、朱德用馬尾毛做的牙刷、周恩來睡的土炕、彭德懷用繳獲的降落傘包改做的背心、林伯渠耳朵上用繩子系著斷了腿兒的眼鏡后發出這樣的驚嘆，中國共產黨身上有著巨大的“東方魔力”，并斷言這是“興國之光”。

艱苦奮斗是黨團結帶領人民開展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精神動力

1949年3月，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之際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曾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在“建設一個新世界”過程中，必須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新中國成立伊始，黨和政府面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滿目瘡痍的“爛攤子”。毛澤東對當時的工業狀況曾這樣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制造。”應該說，艱苦奮斗是黨在這樣“一窮二白”的條件下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鞏固新生人民政權的必然選擇。因此，在新中國成立當月給陜北的父老鄉親回信中，毛澤東就發出號召：“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同時，對于黨政機關內出現的一些不良風氣，他也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和處理。1950年2月，毛澤東從蘇聯訪問結束返回時順道對東北地區的工作情況進行調研，當看到當地負責同志為他們準備的豐盛的接待宴時，他指出：“我和恩來不是為了吃喝，搞那么豐盛干什么？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要艱苦奮斗，你們應做表率。”1951年11月，在聽取華北局關于劉青山、張子善的嚴重貪腐情況匯報后，毛澤東強調：“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并在全黨范圍內發起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這對于黨風政風乃至整個社會風氣的改善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正是在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和大力倡導下，我們黨才能團結帶領人民充分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迅速完成國民經濟的恢復、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并以較短的時間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一五”計劃的各項目標任務，推動我國順利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1956年11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毛澤東認為，為了社會主義的積累，“要把精神多搞一點，艱苦奮斗多搞一點”。在艱苦奮斗精神的號召下，中國人民迸發出了磅礴的精神偉力。當時，面對極端艱難的生產生活條件，以鐵人王進喜為代表的幾萬石油大軍，堅持“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成功開發建設了大慶油田，為維護國家石油戰略安全、振興我國石油工業、甩掉貧油落后的帽子作出了突出貢獻。在科技戰線上同樣如此，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我國科技工作者和干部群眾充分發揚艱苦奮斗精神，以積極昂揚的斗志努力戰勝各種困難和挑戰，相繼成功研制了原子彈、氫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不僅為我國的國防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也極大地增強了我國的國際影響力。經過新中國成立后近三十年的艱苦奮斗，我國不僅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也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必要條件、奠定了物質基礎。

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事業凝魂聚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在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鄧小平同志始終強調：“艱苦奮斗是我們的傳統，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20世紀90年代，江澤民同志也曾指出：我們黨正是靠艱苦奮斗不斷發展壯大起來的。過去干革命需要艱苦奮斗，今天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樣要靠艱苦奮斗。進入新世紀后，胡錦濤同志同樣指出：艱苦奮斗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凝聚人心、戰勝困難的強大力量。無論我國經濟發展到什么水平、物質條件改善到什么程度，艱苦奮斗的好傳統都不能丟。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堅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精神看作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興衰成敗的大事”。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奪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新進展，奪取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新成效，奪取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新勝利，我們還有許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貪圖安逸、不愿繼續艱苦奮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驕傲自滿、不愿繼續開拓前進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工作作風上的問題絕對不是小事，如果不堅決糾正不良風氣，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像一座無形的墻把我們黨和人民群眾隔開，我們黨就會失去根基、失去血脈、失去力量。抓改進工作作風，各項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堅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精神。新時代十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齊心協力、艱苦奮斗、擼起袖子加油干，使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2012年的53.9萬億元提升至2022年的超121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在，我們黨雖然帶領人民順利完成了“脫貧攻堅”的歷史任務、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但這絕不意味著艱苦奮斗的思想已經過時。現階段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改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未來的前進之路任重而道遠。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指出：“過去我們黨靠艱苦奮斗、勤儉節約不斷成就偉業，現在我們仍然要用這樣的思想來指導工作。”“艱苦奮斗、勤儉節約，不僅是我們一路走來、發展壯大的重要保證，也是我們繼往開來、再創輝煌的重要保證。”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繼承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兩個務必”的基礎上，立足于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提出了“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三個務必”重要論斷，為艱苦奮斗精神的賡續傳承提供了理論依據，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事業注入了精神動力。

時代雖有不同，思想一脈相承。毛澤東關于艱苦奮斗的論述是一百年來黨的艱苦奮斗精神的開篇之作，不僅為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提供了價值遵循和思想指引，而且也對新時代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指導意義。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它永遠是我們開拓進取的思想旗幟。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繼續始終保持“趕考”的清醒與堅定，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奮勇向前的精神面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走好新時代的“趕考之路”，不斷向歷史和人民交出新的更加滿意的答卷。

[作者張旭東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牛晨晨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