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數據基礎制度的逐一落實，我國迎來了數據要素政策和環境的黃金發展期，從“數據大國”向“數據強國”加速邁進。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顯示，2022年，我國大數據產業規模達1.57萬億元，同比增長18%；數據產量達8.1ZB，同比增長22.7%，占全球數據總量的10.5%。

圍繞數據要素發展謀篇布局

我國高度重視數據要素的高質量發展，出臺了一系列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的政策文件，為推動數據要素價值釋放指明了方向。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長魏亮表示，自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數據納入生產要素后，從生產要素的高度來釋放數據的價值已成為我國數據戰略的基本邏輯。把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強調了數據隱含的巨大價值，也對數據價值釋放提出了更高的目標。

“隨著多份重要文件相繼出臺，我國數據要素政策體系架構已初步形成。”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計算與大數據研究所所長何寶宏說，《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即“數據二十條”明確了數據基礎制度體系基本架構，為推動數據要素發展打下了制度基礎，各地區各部門據此不斷完善相關的制度體系和配套政策。國家數據局的組建，進一步優化了數據管理體制，增強了促進數據要素發展的統籌力度。

數據成為生產要素的關鍵在于實現數據價值的釋放。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在2023年數據要素發展大會上發布的《數據要素白皮書（2023年）》指出，在推進數據開發利用、釋放數據價值的過程中，不同類型數據面臨不同的重點任務與關鍵問題，分類推進數據要素探索已成為當前共識。

何寶宏介紹，在數據資源存儲、數據資源加工和數據安全等不同場景下，數據的分類維度多種多樣。美國將數據分為公共數據和非公共數據兩類并以此制定相應的發展策略，歐盟則將數據分為個人數據和非個人數據兩類。我國的分類與歐美稍有不同，“數據二十條”提出了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和個人數據的劃分方式。

何寶宏坦言，目前這三類數據還面臨不同的待解問題。比如，如何加大公共數據供給規模、推動供給提質增效，如何認定企業數據的業務貢獻、促進數據價值“顯性化”，如何在加強相關個人權益保護的基礎上對個人數據進行開發利用等。

數據要素市場建設任重道遠

國家的頂層設計逐步對數據要素各環節提出明晰的目標和要求，我國數據要素市場建設進入活躍探索期。各地區、各行業、各企業紛紛加快數據要素領域的布局，圍繞公共數據的開發利用、場內外數據交易、數商生態培育，數據要素價值釋放的新熱潮正在涌現。

“在數據要素應用推廣過程中，應牢牢抓住業務發展的核心問題，深入分析數據應用的具體路徑，鼓勵數據要素相關技術研發創新，推動數據要素在業務貫通、數字決策方面的價值釋放。”歐洲自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深圳理工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控制工程學院院長潘毅指出，目前我國對數據要素的探索尚處于起步階段，數據要素市場基礎尚不堅實，權益關系、價格機制、流通規則、技術支撐等數據要素市場的構成要件存在諸多障礙，我國數據要素市場仍需在培育和應用推廣中加強建設。

如華東政法大學財產法研究院院長、互聯網法治研究院院長高富平所言，數據要素賦能實體經濟的前提是暢通數據流通渠道，建設安全規范、高效有序的數據要素市場，但是數據交易的復雜程度遠遠高于傳統的資源交易。

魏亮強調，我國具有海量數據資源的獨特優勢，要通過制度設計、技術應用和產業培育三條路徑并舉，將優勢轉化為能力，加速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推動數據要素價值釋放。

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楊鵬飛介紹，廣東省在全國率先啟動了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廣東省目前已構建起政府與市場職責邊界清晰的數據要素市場體系架構，廣州數據交易所、深圳數據交易所先后掛牌運營。到目前為止，兩個交易所累計的交易額接近60億元。

何寶宏表示，在制度建設加速的同時，新技術同樣為數據要素市場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大模型取得的突破不僅使人工智能技術發生了深刻變革，也對數據供給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在我國人工智能領域，仍然存在高質量數據集缺乏、數據供給產業生態不健全、企業數據資源獲取成本高等問題。這些問題也是我們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推動數據要素流通的目標所在。”何寶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