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正部長級）王郁昭增選為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1993年3月當選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同年5月起擔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本文作者當時為全國政協機關工作人員，與王老忘年之交21載。每每回憶起老領導的點點滴滴，總是感慨這位胸懷“國之大者”的人格魅力。

農村改革家

王郁昭1926年2月生于山東省文登縣方池泊村，1941年2月參加革命工作，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文革”受迫害，兩次被“打倒”，下放農村勞動。1970年被重新起用，任安徽省全椒縣革委會主任、全椒縣委書記。1975年任安徽省滁縣（今滁州市，下同）地委副書記、地區革委會主任，后任滁縣地委書記。

1978年，安徽省滁縣地區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災，糧食大減產。滁縣召開全區四級干部會議。會議提倡大家解放思想、暢所欲言。結果，三個悄悄進行的實踐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來安縣魏郢生產隊將生產隊分成兩個組，實行三包一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天長縣新街公社在面臨棉花枯死的情況下，將棉花包產到戶，超產獎勵、減產賠償；來安縣將全年的糧油棉生產指標分解，對基層干部實行崗位責任制。這三個公社，在大旱之年實現了普遍增產增收。王郁昭聽后非常振奮，認為這三個公社不僅沒有減產，反而增產，主要原因是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會后，王郁昭臨時到合肥辦事，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知道后，通知王郁昭晚飯后到他的住處談話。“這是我第一次與萬里面對面談話，從晚上7點談到了10點多鐘，重點將三個典型案例向萬里作了詳細匯報。萬里非常感興趣。”后來，王老說，按照萬里要求，他組織人員到這些社隊進行調查，隨后上報安徽省委。萬里看到滁縣的報告后，通知滁縣可以在全地區各縣試點。1978年10月20日，滁縣地委下發文件要求各縣先選好試點，取得經驗后再逐步推廣。

1978年秋天，鳳陽縣小崗生產隊副隊長嚴宏昌帶領18戶人家搞了大包干；年底，18位社員偷偷摸摸簽訂了一份“生死文書”，在那張大紙上摁下了自己的手印。第二年小崗生產隊創造了奇跡。18戶農民有12戶超過萬斤糧，油料產量超過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社員收入比上年增長了6倍，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和油料任務，分別超額6倍和80倍。

到1979年3月底，滁縣地區實行包產到組、包干到組、聯產計酬的生產隊已占生產隊總數的68.3%。鳳陽縣城南公社岳林大隊岳北生產隊將土地承包到組，生產的糧食除了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全歸各組。王郁昭將這種方式命名為“大包干”。滁縣地委辦寫了《岳北生產隊實行“大包干”責任制的具體做法》，這是“大包干”這個詞第一次出現在官方文件中。1980年元月，安徽召開全省農業工作會議，王郁昭發言時呼吁：“要求給大包干到戶報個戶口，承認它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萬里在總結講話時說：“包產到戶……已經有了，孩子已經生下來了。那天王郁昭同志說了，孩子挺好的，給報個戶口吧……我們的態度是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批準！”

1991年，黨的十二屆八中全會，強調把家庭承包制“作為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并不斷充實完善”。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正式通過決議，將家庭承包制正式載入我國憲法。

難忘樅陽行

全國政協八屆五次會議期間，全國政協委員王郁昭、劉廣運、相重揚等聯名提出的《將安徽樅陽江堤列入水利部重點堤防加固工程》提案，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1997年4月，由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趙煒為組長的專題考察組赴樅陽進行實地考察，王郁昭、相重陽委員以及原國家計委、水利部、國家防汛辦等方面的專家參加了此次考察活動。

全國政協考察組考察后一致認為，樅陽江堤是樅陽人民的生命線、安康線，樅陽江堤多次出現險情，多處出現裂縫，亟待加固。5月，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將《將安徽樅陽江堤列入水利部重點堤防加固工程》的提案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水利部、原國家計委、國家防汛辦等有關部門。

該提案報國務院后，姜春云副總理極為重視，親筆批示：請茂生、耀邦同志閱酌。（鈕茂生系水利部部長，陳耀邦系原國家計委副主任。）

2004年1月，總投資5.91億元的國債項目——樅陽江堤加固工程，經過5年多的施工已全面完工，工程質量達到設計要求，施工等級為優良。

作為安徽樅陽人，作為事件的親歷者、參與者，我感同身受，安徽樅陽一到梅雨季節就洪水泛濫，苦不堪言，沒有王老等政協委員的提案和奔走呼吁，就沒有樅陽江堤加固工程的如期完成，這一點樅陽人民永遠銘記。

脫貧夢已圓

1993年王郁昭擔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后，為減輕農民負擔積極向中央建言獻策。1996年4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專門成立“減負”調查組，赴安徽、河北調研，與原農業部、財政部、國家統計局等有關部門的同志進行座談。時任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對減輕農民負擔工作一直很關心，他看到經濟委員會的報告后十分高興，專門約見了王郁昭，當時我在現場服務，李瑞環明確表示：“你們的《意見》我完全贊同，如需要開協商會議，請李鵬總理參加，會議我來主持。”《意見》按程序分別送往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即中共中央13號文件）下發，對各地正在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驗公開表明了肯定的意見。

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有關領導研究要王郁昭參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的領導工作，出任常務副會長（法人代表）、會長，從此王老走上了扶貧公益事業崗位。他對扶貧項目進行必要的調整和適當的集中，努力實現項目品牌化，與國際接軌，提升基金會的社會公信度，以項目的高質量促進籌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實施的主要項目有：小額信貸和農戶自立能力項目、母嬰平安120項目、新長城——中國特困大學生資助項目、天使工程和緊急救援項目等，成果豐碩。

2010年，王郁昭獲得“第三屆中國消除貧困獎”成就獎。評委會給他的評語是：

安徽小崗為中國農村改革鉆木取火，他是那個讓星火成燎原之勢的人。他力排眾議，堅持用農民的積極性和農業增產來檢驗生產關系的先進性；他膽識過人，在政策得到中央認可之前，已在滁州七縣300多萬人口所在的70%的村莊實行了新體制——大包干；他奔走呼喊，向省、中央為大包干報戶口，為中央的正確決策準備了成功的先驅案例。在大包干得到中央認可并全國推廣后，他仍數十年關注農村、農業、農民，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的“三農”和解困。也許農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祖國不能忘記：王郁昭，農村改革的先行者。王郁昭成功踐行了“大包干”這一新中國農業的第一步改革，促進了農業大增產，啟動了中國農民減貧的體改效應。1978年到1985年，中國農村按自定標準的絕對貧困人口從2.5億下降到1.25億，減少了50%。中國農村改革對緩解農村貧困的貢獻贏得了全世界的矚目。

2010年10月17日，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親自為王郁昭頒發“第三屆中國消除貧困獎”成就獎的獎杯。

（本文作者系第十四屆北京市政協委員、第十一屆安徽省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