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全國政協五屆第一次會議閉幕，停頓十余年之久的人民政協工作開始全面恢復。

文化組（即今之專委會）是五屆全國政協開展經常性活動的13個工作組之一，組長是周揚，副組長是張香山、魏傳統、陳翰伯、姜椿芳、林默涵，擁有文化、藝術、新聞、社科等方面知名人士。我從學委會辦公室臨時借調過去當小組秘書，參加記錄工作，小組秘書組長是張永年同志。

自1978年4月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政協文化組敢于觸動一些當時十分敏感的話題，其中，呼吁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是最突出的一樁大事。

余煥春呼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文化組的漫談會一開始出席率就高，發言踴躍，全組成員70余人，每次到會都在50人以上。

1978年6月8日，文化組在政協禮堂東廳召開例會，原定內容是由周揚向委員們傳達結束不久的第五屆全國文聯大會的盛況。傳達結束后，第一個舉手發言的是人民日報社記者余煥春。他的表情嚴肅而又沉重，從皮包里取出一疊材料邊講邊念：（以下是筆者的記錄）

我是人民日報社的記者，人民日報受“四人幫”的控制、指揮，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人民日報的同志在一年多之前即1976年12月就寫出題為《“四人幫”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的陰謀活動》的清查材料，報送中央。時至今日，盡管中央已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謂事件的“總后臺”鄧小平同志已出來主持工作了，許多無辜被捕的同志已經得到釋放和平反等等，但整個事件本身并沒有平反，真相并沒有完全大白于天下，這個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質，也沒有一個公開的明確的說法。這是為什么？人民日報的同志同全國人民一樣，十分關注這樁大事的撥亂反正，他們要我到政協會上來呼吁呼吁，我就來了，我本人也有此強烈的愿望。由于我是政協委員，政協是廣開言路的地方，又是內部的會議，我認為敞開說說是無妨的，有積極意義的。

余煥春的發言，組長們事先不知道，他們來不及講幾句表態的話，會場就響起一陣贊同的掌聲。

掌聲一停，余煥春又開講了，因為這是當時許多人都關心的大事，而會場又在政協禮堂常有別的委員和工作人員穿行的東大廳，因此會場的人數不斷增加，竟然多達七八十人，不少人是站著聽的。

余煥春說：（以下根據記錄還原）

1976年天安門事件自然要從1月8日敬愛的周總理病逝談起。

1月9日早晨，周總理病逝的噩耗在電臺廣播后，全國人民立刻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當天，姚文元即指示，《人民日報》對總理逝世除發通稿外，沒有其他報道任務；各國唁電“不能占版面太多”“標題要小”不要提倡“戴黑紗，送花圈，設靈堂”，報上不要出現“敬愛的周總理”的字樣，等等。

11日，姚文元下令改變《人民日報》原來以整版篇幅發唁電的安排，硬壓縮為半個版，另半個版用來刊登《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報道。姚文元為此電話指示（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再次強調“不要突出總理”“不許刊登廣場群眾悼念的場面”“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多登些抓革命促生產方面的東西”。

14日，是舉行周總理追悼會的前一天，人民群眾的悼念活動已達到高潮，首都上百萬群眾去天安門廣場寄托哀思，但這一天的《人民日報》從一版到三版竟沒有出現一個周總理的名字，而在頭版頭條，則用通欄大標題發表了《大辯論帶來大變化》的長篇通訊報道，文章一開頭竟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于教育革命的大辯論……”這彌天大謊自然激怒了正處在巨大悲憤之中的人民群眾。

14日這一天，報社從早到晚接連不斷地接到廣大讀者的抗議電話，責問《人民日報》為什么不報道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指出代表人民群眾心情和愿望的絕不是什么清華大學的“教育革命”，而是人民群眾對敬愛的周總理的無限哀思。有的電話甚至痛斥《人民日報》倒行逆施，已經不是黨報，不是人民的報紙了。但姚文元卻得意地說：“這是一篇在關鍵時刻發表的典型文章”“只有這篇文章才能壓得住”。魯瑛等人還將廣大讀者來電話的記錄整理內部情況報送姚文元，姚文元刪去群眾對報紙提意見的部分，集中保留對報紙聲討的詞句，并冠以《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的標題作內參印發，并且上升到階級斗爭新動向的高度，實際上是為著手鎮壓群眾制造輿論。

余煥春的發言，一開始就吸引著全體與會者。歷來氣氛比較自由活潑，插話甚多的政協文化組漫談會，這一次變得非常肅穆。

余煥春繼續發言說：

到了清明節前后，人民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活動再一次掀起高潮。從南京開始，迅速遍及全國。北京天安門廣場再一次成了小白花和花圈的海洋，那一批批從早到晚不間斷的悼念隊伍，那一篇篇匕首般鋒利的詩句和悼文，使“四人幫”如芒刺背，如坐針氈，王、張、江、姚一齊出動，策劃制造了一個大陰謀——將天安門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打成反革命事件。

從1976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張、江、姚給魯瑛打電話24次，多時一天3次。

接著，余煥春讀了幾頁紙的人民日報電話記錄，其中有很多是姚文元、張春橋等對當時《人民日報》版面的具體指示。

余煥春接著著重回憶了1976年4月8日人民日報社的情況：

4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這篇題為《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的報道。盡管當時對天安門事件已經定了案，鄧小平同志已經被罷了官，是一片“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但廣大讀者仍然不畏風險，他們不僅把這張《人民日報》撕碎寄回報社。而且有的在一版上寫道：“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你們演的這場“國會縱火案”，實在不高明，從今改為：“法西斯機關報”；還在信封背面寫著“請戈培爾編輯收”（正面寫“北京人民日報總編輯收”——作者注）。

余煥春委員講到這里，停頓了一會兒，才轉換口氣繼續說：

我今天在這里向各位委員披露上述情況，是因為不論當時還是今天，許多同志都認識到天安門事件是革命事件而不是反革命事件。但“四人幫”把它定為反革命政治事件，他們究竟搞了多少陰謀詭計，許多同志并不十分清楚。我認為要揭露天安門事件的真相，有兩個單位責無旁貸，一個是人民日報，一個是北京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情況我不直接了解，但人民日報在“四人幫”被粉碎后是作了清查，并把核實了的真實情況向黨中央反映了的。今天，如前所述，天安門事件事實上已經搞清楚，黨中央也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但對于這個事件總的政治性質，至今仍沒有徹底平反！……我個人的看法和期望，是盡早徹底翻案、平反，把這一偉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來面貌載入史冊。看來，現在是時候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實事求是地再一次向黨中央反映情況，多呼吁，多奔走，為促進盡快徹底解決這一大事貢獻我們的一份力量！

我的話就到這里。

一陣熱烈而持久的掌聲，再一次對余煥春委員的發言作了肯定和贊同。

此時會議時間已超過，但委員們還搶著說話。科學家孫家昶頗為激動地說，近年來出差外地多次，無論到哪里總有人問起天安門事件怎么解決，問的答的都很動感情，可見這件事牽動著億萬人的心！我認為，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四五”運動可以同五四運動相提并論。如果我們不把這一事件搞清楚，就是對下一代不負責任。孫家昶委員提出建議，天安門廣場的革命詩詞，應由國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不是現在的由群眾和各單位出版的“詩抄”。李初梨、杜任之等老同志都紛紛發言，雖然話講得不長，但態度明朗，都對余煥春委員的意見深表贊同，認為政協應該為此事呼吁。平時發言不多的紅學家吳世昌委員還建議，政協應成立一個“天安門冤案平反委員會”，把這個大事件徹底查清楚。

6月8日政協文化組漫談會的結果是：責成辦公室小組秘書組長張永年編寫簡報，將會議情況向中央反映，尤其是余煥春的發言，要詳盡些，其他委員的若干意見、建議也不要遺漏。

第二天還有委員給辦公室打電話，要求再開一次漫談會，讓大家繼續議論議論。

政協感受到了壓力

文化組漫談會后不幾天，一位副秘書長把我找去問：6月8日文化組的會是誰主持召開的，事先安排的是什么內容，是誰讓余煥春發言的？我一聽，就知道不好了。但是，政協反映會議情況的簡報剛剛印好，一份還沒有發出去，何以上頭這么快就知道了這次會議的情況呢？不容多想，我便如實講了事情的經過。

副秘書長指示：一、印好的簡報一份不外發，立即送一份給他閱看；二、把6月8日這次會議的情況，尤其是余煥春的長篇發言怎么來的，照剛才講的情況，實事求是地寫一份詳細報告。

我臨走時問了一句：“這報告是政協領導要，還是別的地方要？”副秘書長沉思了一會才嚴肅地說：“我一聽你說我們的簡報還沒有發出，心里放松了一半，何況據你所說，余煥春的發言內容組長們事先不知道，政協其他領導也事先不知道，那么我們的責任主要就在于講明情況了。我也是上邊來查問才知道的。除了文化組的組員們及政協的有關干部，有沒有其他單位的同志參加，有沒有新聞記者？”我回答：“這種內部的例會不通知新聞單位，除了政協工作組辦公室的干部，還有中央統戰部的兩位干部來聽會。這是慣例，他們是常來參加這種會聽聽情況的。”“喔！這就好了！”副秘書長脫口而出，笑著點點頭，就不再往下說了。

我回到辦公室，立即給中央統戰部那天來聽會的同志掛電話，該同志簡單地說6月8日會后，當天他們一回部里就寫了簡報，送部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聽說現在上邊有反響。

我剛放下電話，正端坐在辦公桌前構思這份會議情況報告怎么下筆，電話鈴又響了！沒料到，是余煥春。他問：那天文化組的會是不是政協寫簡報反映過了，看一看簡報，行不行？我回答：簡報正在寫，還沒寫完。余煥春頗感意外，說：“這就奇了，今天我的頂頭上司已把我找去問情況并查看我在政協漫談會上的發言稿了，他雖然說稿子內容沒有什么，但他們的神色告訴我，可能因為我的發言被批評了，他只是簡單對我說了一句話，‘不管誰找你查問這件事，你都如實報告。’”余煥春說：“話是我講的，無論如何都由我負全部責任，與他人無關，更沒有你們政協的事。我是政協委員，我要講什么，自然是自己負責。”

我隨后給領導送去一份簡報。領導接過看了一眼就問，這簡報有沒有清樣？回答有。領導又指示，情況報告寫好后再附上簡報清樣，印好的簡報先封存在辦公室等候處置。

我很敬佩領導的細致，往上送未付印的清樣和送印好的簡報，是不一樣的，一個干部處理事情的水平高低常常表現在這些細微處。這撰寫情況報告的重任還壓在身上，眼下已無心思多想。當天，我沒有吃晚飯，和張永年同志一起又開了一個夜車，三易其稿，才在第二天清早一上班，把一篇不足1000字的情況報告和簡報清樣整理了出來。

謎底半年后揭開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這件事一直沒有下文，領導也沒有再來查問。

一個多月后，在一次例會上，周揚詢問我這件事的具體情況，我如實報告。周揚聽罷說，政協就是廣開言路的場所，一個政協委員，就有權利在會上說話，對與不對，都可以向上反映。領導者的責任是擇善而從之，用不著對不順耳的話大驚小怪的。周揚的態度，是很明顯的。周揚的話也表明，他不是一般的耳聞，很可能也有人查到他那里去了。

兩個多月后，我才得知，是中央統戰部烏蘭夫部長派人到政協詢問6月8日文化組會議的事的，而烏部長是奉上頭的指令。烏蘭夫當時是政協副主席兼中央統戰部部長，誰給他下指令的，我們這些小組秘書是不敢打聽的。

謎底終于在事發半年后，即1979年1月的中央理論務虛會上，在中央四大新聞單位的主要負責人聯合發言中被揭開。

原來，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在1978年6月中旬看到中央統戰部的簡報后，立即把這四大單位的負責同志找去，就當時新聞宣傳工作講了一番，隨后把話鋒一轉：6月8日的政協會上，人民日報的余煥春對天安門事件說了一大段話，認為這個案沒有翻過來，一定要翻過來，徹底平反。天安門事件的事，這一年多許多問題已經解決了，你還要翻，翻誰呀？這個余煥春還說什么，天安門事件這個案不平反，人民心不平；甚至說，翻案會使毛主席的旗幟更加鮮艷。你一個共產黨員，黨報的記者，能這樣說話嗎？況且是在有黨外人士參加的會上，你的黨性哪兒去了？

這，就是1978年6月中旬發生的，追查政協文化組會議事件的來龍去脈。

1978年12月，天安門事件終于由中共中央決定徹底平反。在1979年6月召開的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大會審議通過的《常委會工作報告》，則把文化組這次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呼吁的小組會作為一項政協工作的成績列入其中。

應當說，這個風波，不過是當時“兩個凡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間尖銳對立和斗爭的一個注解。

（本文作者汪東林自1962年至2004年在全國政協機關連續工作40余年，曾任人民政協報副總編輯、高級記者，是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