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說我錢學森抵得上五個師，可沒人知道郭永懷抵得上兩個我啊！”這是1968年郭永懷因飛機失事去世的噩耗傳來時，錢學森悲痛中發出的感嘆。

錢學森與郭永懷這對師兄弟之間的情誼令人感動，現將二人相識30載間的故事寫下，以饗讀者。

郭永懷（右一）和錢學森（右二）在試驗場討論技術問題（1965年5月）。

相識

談及錢學森與郭永懷的相識，要從20世紀40年代說起。

1941年夏天，郭永懷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后，來到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美國航空之父、流體力學大師馮·卡門，學習空氣動力學。

在這里，他遇到了之后影響他一生的師兄錢學森。此時的錢學森已經于1939年在加州理工學院取得了博士學位，留在導師馮·卡門身邊工作，被聘為助教。錢學森有時候會指導郭永懷，也就成了他的“小導師”。

1945年郭永懷完成論文“跨聲速流動不連續解”，破解了聲障這一世界難題，并因此獲得博士學位。錢學森評價說：“永懷做博士論文找了一個誰也不想沾邊的題目，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結果出人意料。”郭永懷畢業后留在加州理工學院做助教，和錢學森成了同事。

郭永懷回憶：“當時在加州理工學院教書、作研究的中國留學生有很多，比如周培源、林家翹、傅承義、孟昭英、畢德顯、錢偉長等等。每逢周末我們這些年輕人經常到周培源先生家里聚餐，因為周培源當時已經成家。每次聚餐大家都買來蔬菜、雞、鴨、魚、肉，錢學森、孟昭英和畢德顯的廚藝都非常不錯，所以經常主動承擔做飯的任務，其他人就負責飯后洗碗。那時錢學森已經有私人汽車，他就經常開車載著我們這幾個人找最好的中國飯館請客吃飯，有時候到郊外野餐或游泳，也有時候到錢學森家他親自下廚為我們煮飯，廚藝真不錯。”錢學森回應道：“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懷一人。”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愛好把他們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平時彼此切磋學問；苦惱時彼此傾吐真情，相互安慰和鼓勵。

相知

在1946年5月，錢學森和郭永懷向美國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美國航空航天局的前身）提交的論文解決了跨聲速流動中的理論和計算問題，大大促進了超聲速飛行器的設計。

這時候，由于馮·卡門離開了加州理工學院，郭永懷應西爾斯的邀請，赴康奈爾大學一起創辦航空研究院，擔任航空研究院副教授。而錢學森則選擇去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兩校都在美國東部，而加州理工學院在西部。于是兩個年輕人開著車一路穿越大半個美國，自西向東，從陽光加州一路3000多公里開到波士頓。據錢學森回憶道：“有這樣知己的同游，是難得的，所以當他到了康奈爾留下來，而我還要一個人駕車繼續東行到麻省理工學院時，我感到有點孤單。”

1947年秋，錢學森應希爾斯之邀前往康奈爾大學參加學術活動，兩位好友再一次重逢。李佩回憶：我認識錢學森是在1947年秋，他和林家翹一起到康奈爾大學參加學術活動，永懷邀請他們兩位到住所晚餐。永懷在他的一家單元房里燒了兩個菜。我被邀請去陪客。

1948年暑假，郭永懷和夫人李佩到波士頓看望錢學森。李佩在她的文章中談到這次訪問：錢學森春風滿面，興高采烈地談敘著他回國結婚的經過，同所有年輕人一樣，錢對自己的美滿婚姻感到驕傲。晚上，林家翹送他們回賓館，途經錢家。林家翹說，你們看，那就是學森的書房，在波士頓的熟人都知道，只要他的書房亮著燈時，就不要去拍他們家的門。

1949年暑假，錢學森返回加州理工學院，繞道綺色佳看望希爾斯夫婦和郭永懷夫婦。李佩談到這次聚談：這次，是錢學森陪著夫人蔣英，抱著出生幾個月的兒子永剛，興致勃勃地來游覽綺色佳的山光水色。每逢與希爾斯等在一起時，他們都逸趣橫生地討論起學術問題。錢學森全家來到綺色佳，郭永懷甚是高興，兩人志趣相投，業余愛好都是攝影，老郭帶上了相機陪他們參觀了綺色佳的幾處景點，現在郭永懷事跡陳列館展廳陳列著當時郭永懷為錢學森和蔣英夫婦拍攝的照片。

錢學森夫婦（前排）、郭永懷夫婦（后排）和汪德昭（后排右一）一起游覽頤和園（1960年）。

歸來

新中國成立后，錢學森和郭永懷就開始籌劃回國。但是還未及成行，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美關系突變，在麥卡錫主義的影響下，錢學森回國受阻，被美國政府拘留，關押在科米諾島。出獄后被軟禁在加州理工學院，需要定期到移民局報到，受到無休止的調查。

1953年夏天，郭永懷在康奈爾大學任教滿七年，按規定有半年的學術假期，他原計劃應英國力學大師萊特希爾邀請去英國講學，因美國聯邦調查局不允許任何中國學子離境而不能離開美國。這時候錢學森邀請郭永懷去加州理工學院，這樣兩個好朋友可以一起進行研究。郭永懷和李佩搭乘了橫穿美國大陸的火車到了加州，在錢家附近租了房子。李佩回憶：兩家人在一起時，大多談論著一旦將來能回國，有哪些亟待解決的工作要做。錢家的情況與過去大不一樣了，屋里空空蕩蕩的，客廳里只有一架鋼琴。即使如此，去錢家吃飯，都是錢學森親自下廚。

錢學森在回憶那段歲月時說：我以后再見到永懷同志是1953年冬，他和李佩同志到加州理工學院。他講學，我也有機會向他學習奇異攝動法。郭永懷的到來不僅使他們兩位科學知己在學術上互相砥礪、互相扶持，更為重要的則是給錢學森以很大的精神鼓舞。錢學森回憶說：“我當時的心情是很壞的，美國政府不允許我歸回祖國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滿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傾訴。”他們有時還討論回國的問題，他們談論一旦將來能回國，有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做。郭永懷還鼓勵錢學森說：“不能性急，也許要到1960年美國總統選舉后形勢才能轉化，我們才能回國。”

此后他們二人一邊工作，一邊等待著回國的機會。郭永懷著重對跨聲速理論與黏性流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錢學森重點在物理力學和工程控制論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

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簽訂標志著朝鮮戰爭的結束。中美雙方自1954年開始了“日內瓦會談”。主要圍繞交換戰俘和雙方滯留人員。但是錢學森和郭永懷始終沒有獲準回國。

1955年5月，錢學森通過在比利時的妻妹輾轉將一封求助信寄回國內。信中寫道：“（學森）被美國政府拘留，今已五年，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除去學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歸不得者。從學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懷一家。”周恩來總理深知這封信的重要性，隨即轉往正在日內瓦參加中美會談的王炳南大使手中。這封信在會談中起到關鍵作用，美方不得不同意釋放錢學森。

錢學森突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國。臨行前，他與郭永懷兩人約定一起回國。那個時候郭永懷和康奈爾大學的合同還有一年才能到期，就回復錢學森說：“我在康奈爾大學的課沒上完，而且還有一個科研項目要到明年完成，我們要比你們晚一年。”

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一家人終于回到了祖國。不久，他便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1956年2月2日，錢學森遠隔重洋給師弟郭永懷寫信：

“快來！快來！這里是科學家的樂園！帶人來！帶書來！快來中科院力學所！我們給你已經準備好了辦公室和住房！你的住房離我家很近！我們是鄰居了！”

而錢學森也把郭永懷的大名向科學院管理處“掛了號”，希望郭永懷回國后到力學所工作，共同建設我國的力學事業。

1956年9月，郭永懷終于踏上了歸國的征程，回到了闊別16年的祖國。9月30日，一下船就接到前來迎接的何祚庥帶來的錢學森的信件：

“今天是你足踏祖國土地的頭一天，也是快樂生活的頭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國吧！我個人還更要表示歡迎你，請你到中科院的力學所來工作，我們已經為你在所里準備好了辦公室，是一間在二層樓的朝南的房間，淡綠色的窗簾，望出去是一排松樹。希望你能滿意。你的住房也已經準備了，離辦公室只需五分鐘的步行，離我們也很近，算是近鄰。自然我們現在是統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寫志愿書，請您只寫力學所。原因是中科院有研究力學的最好環境，而且現在力學所的任務重大，非您來幫助不可。……我們拼命歡迎的，請你不要使我們失望。”

兄弟二人終于重逢于中關村力學所，開始了攜手共同奮斗的12年。

報國

錢學森是力學所首任所長，郭永懷是力學所常務副所長。他們合作創建了中科院力學所和懷柔火箭試驗基地、籌劃制定我國第一個“十二年科學技術遠景規劃”、創建中國力學學會和中國空氣動力學學會、創辦在清華大學的工程力學研究班和自動化進修班、創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力學系和物理化學系。

1958年7月6日，錢學森與郭永懷、楊剛毅在頤和園召開會議。會議研究了力學所的科研方向和任務，確立了“上天、入地、下海”辦所思想。

郭永懷回國后不久，錢學森就擔任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的職務，負責我國第一代導彈的研制，每周到力學所上一天班，郭永懷實際上長期主持力學所的工作。錢學森大刀闊斧，非常果斷，郭永懷是嚴謹細膩，非常周到；他們倆一個抓規劃，一個抓落實，配合默契，互相尊重，親如兄弟，被科學界稱為“馮·卡門學派兄弟搭檔”。力學所的眭璞如與郭永懷談話時曾問：“為什么您與錢學森所長從來沒有不同意見，是不是讓著錢所長？”郭笑著回答：“他是師兄嘛！有什么不同意見我們倆在一起時說。”錢學森對郭永懷也是一樣的尊重，有什么問題都要問一問郭永懷的意見，如果郭不在場，就會吩咐“問一問郭所長有什么意見”。

他們倆共創中國空氣動力學研究院（第十七院），提出了高瞻遠矚、深謀遠慮的發展戰略，直到今天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和中科院力學所的高溫氣體動力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已經在世界具有領先地位。

二人都感覺中國的科技事業不能光靠回國的幾個人，一定要通過專門的學校來培養年輕科技人員，于是就想到創辦一所新型大學“星際航行學院”。他們就將這個提議上報到中國科學院，最后黨中央決定創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錢學森和郭永懷分別擔任近代力學系和化學物理系的系主任，并親自為學生授課。

當我國人造衛星事業起步時，錢學森和郭永懷又同時投身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制工作中，在力學所開展了探空火箭和氫氧發動機的研制，為東方紅一號的成功發射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郭永懷犧牲后一年零四個月，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成功發射。

1960年，蘇聯突然單方面撕毀合作條約，撤走了全部援華專家，使我國剛剛起步的原子彈研制面臨巨大的困難。關鍵時刻，黨中央作出了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的決策，從全國各地選調專家學者參與其中。當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錢學森問誰是承擔核武器爆炸力學工作最合適的人時，錢學森毫不猶豫地推薦了郭永懷。從此郭永懷秘密參加第一顆原子彈的攻關，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的研制作出了卓越貢獻，成為我國核武器研制早期的三大支柱之一。

1966年，在我國原子彈和導彈“兩彈結合”飛行試驗中，錢學森作為兩彈結合的總工程師，郭永懷作為原子彈武器化的主要負責人，二人又一次走到了一起，共同為我國第一顆核導彈的成功發射嘔心瀝血。

永懷

1968年12月5日，郭永懷從青海221基地回京向黨中央匯報實驗數據，不幸飛機失事。在事故現場，人們看到了不可思議的一幕——散落一地的十幾具遺體當中，竟然有兩具燒焦了的遺體緊緊地抱在一起。經過仔細辨認，那正是郭永懷和他的警衛員。當人們將他們用力分開時，郭永懷的公文包就夾在兩人胸前，里面的資料完好無損。錢學森參加了在八寶山舉行的郭永懷遺體告別儀式，送別自己的摯友。他嘆息：“10秒鐘是短暫的，但回顧往事，郭永懷同志和我相知卻跨越了近30個年頭。”

錢學森晚年的時候很少寫回憶文章，但是1980年1月16日，在編輯《郭永懷文集》的時候，錢學森寫了一篇懷念郭永懷的文章，在文章中回顧了他和郭永懷近30載的交往，稱郭永懷和他“最相知”，表達他的懷念之情。1988年12月5日，紀念郭永懷逝世20周年的紀念大會，錢學森在大會上發了言。編輯《郭永懷紀念文集》時，錢學森又寫了一篇懷念文章：《冷與熱，科學態度與獻身精神的結合》，錢學森寫道：“我認為郭永懷同志是一位優秀的應用力學家，他把力學理論和火熱的改造客觀世界的革命運動結合起來了。其實這也不只是應用力學的特點，也是一切技術科學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論，一方面是火樣的斗爭，是冷與熱的結合，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這里沒有膽小鬼的藏身處，也沒有私心重的活動地；這里需要的是真才實學和獻身精神。郭永懷同志的這些貢獻，我想人民是感謝他的。周總理代表黨和全國人民對郭永懷同志無微不至的關懷就是證據。”

仰望星空，浩瀚宇宙中的“錢學森星”和“郭永懷星”像兩盞明燈，指引我們前行。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有自己的祖國！他們用一生詮釋了唯有擁有一顆赤子之心，才能成為真正的人民科學家。

（作者系山東省榮成市郭永懷事跡陳列館館長、副研究館員） 

《 人民政協報 》 （ 2023年03月16日   第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