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報記者 韓雪 圖/本報記者 姜貴東

郭衛民簡介：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公共關系協會會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副主任。曾擔任北京奧運會新聞發言人、國新辦新聞發言人、十九大大會新聞發言人、全國政協大會新聞發言人。獲2021年度全國政協委員優秀履職獎。

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怎么走？

這是首次參加全國兩會新聞發布會的記者，經常會問到的問題。而對于已經連續4年擔任全國政協大會新聞發言人的郭衛民來說，通往發布廳最近的路，是從北京市海淀區北蜂窩路102號出發。

十多年來，每一位全國政協大會新聞發言人，無一例外都是從這里出發，為全國兩會敲響“開場鑼”。

新聞發言人的“法寶”

1983年，全國政協首設新聞發言人制度。沿革至今，郭衛民是第15位大會新聞發言人。

在走上政協新聞發布臺之前，郭衛民曾經擔任過國新辦新聞發言人、北京奧運會新聞發言人、十九大大會新聞發言人。作為深耕外宣領域26年之久的“老將”，無論在哪里進行新聞發布，他的思考出發點始終沒有改變：這樣說能不能讓公眾聽得懂，能不能讓國際社會更好地了解中國？

郭衛民常常會用到一個比喻，“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很重要的是進行溝通、交流，介紹自己的看法，回應別人的關注，澄清誤解、批評，體現誠信。國家之間的交往也是如此。”他繼而說道：“國際傳播的英文怎么說？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就是強調溝通交流。”

在郭衛民的眼里，新聞發布就是這樣的溝通交流。

1993年，國新辦開始承擔政府的新聞發布工作，并協調推進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建設。據郭衛民介紹，從“一年只有幾場、十幾場發布會”，到現在國新辦發布廳每年舉辦上百場新聞發布活動，政府與媒體、公眾對話的增加，也悄然影響著輿論環境——我國新聞發布制度不斷完善，新聞發布會逐漸密集，新聞發布理念深入人心。

“現在一有重大活動、重要會議或是遇到突發公共事件，組織新聞發布工作、接受媒體采訪，已經成為一項‘標配’。”

而新聞發布的發展進程，一直伴隨著我國政府工作的改進和社會治理能力的提高。2004年我國制定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預案，2005年頒布了《突發公共事件新聞發布應急預案》。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當天，政府立即啟動緊急預案，國新辦也及時啟動了突發事件新聞報道應急預案。當晚，郭衛民和他的同事們在辦公室加班起草文件，研究如何召開新聞發布會、策劃采訪方案。

第二天，國新辦就抗震救災情況舉行了發布會，主持人正是時任國務院新聞辦新聞局局長的郭衛民。據悉，這是我國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后時效最快的一次發布會。

此后一個月，國新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的密度強度也創下當時之最——5月13日至6月16日舉辦抗震救災新聞發布會27場，同時每天下午4點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當日地震傷亡數字、搶險救災和恢復重建工作的最新情況。“中國以開放、回應關切的姿態亮相國際社會，一下子扭轉了此前不利的國際輿論。”郭衛民清晰地記得，2008年之后，國際輿論對中國的報道頻繁起來，此后一直居高不下。

“我一直認為，新聞發布是做輿論工作的，是國際傳播十分重要的形式。媒體的問題，往往代表著它的受眾進行發問。你去回答的時候，實際上在回應社會輿論的關注。其實國內外，大家都在用這樣的方法進行輿論引導。”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時，有輿論稱中國出口醫療物資存在質量問題。雖然相關部門都及時進行了回應，但提到的原因是中外質量標準不同、使用習慣有差異、操作不當等，對于有沒有質量問題并沒有正面回答。一時間，網絡爭論得沸沸揚揚。

郭衛民注意到這一輿論動向，專門針對當時的五單質量問題一單一單去詢問有關部門。因此在當年的新聞發布會上被外媒問到該問題時，他的回答既講到以上提到的三種原因，也負責任地表示：“中國出口了大量的醫療防疫物資，存在質量問題的只是極少數。”同時表明態度：“中國政府對此零容忍……”

因為給很多新聞發言人授過課，媒體稱他為“新聞發言人的老師”。現在網絡上，還能找到郭衛民關于新聞發布的一些精彩表述：

“一定要實事求是。”

“速說經過，重講態度，慎下結論。”

“關鍵時刻要敢于善于發聲，各部門主要負責人要承擔起‘第一新聞發言人’的角色。”

“外國媒體是我們可以運用的資源，也是我們回避不了的挑戰。”

……

“做好新聞發言人有法寶嗎？”

“有，贏得公眾的信任，讓公眾覺得你誠信可靠。”

郭衛民在提到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時，又一次用“可信”來強調新聞發布工作的要訣：“信任是關鍵，信任主要靠輿論工作，靠交流溝通，人與人之間如此，國家之間的交流也是這樣的。”

“壓力都在臺上”

1996年起就在中央外宣辦、國務院新聞辦工作的郭衛民，能記住不少記者的名字。好些記者見到他，也會笑瞇瞇地打招呼：“發言人好！”

媒體對郭衛民的評價一直不錯，這和他常年從事新聞發布有關。坐上發布臺，郭衛民習慣用語言、眼神與臺下記者進行交流，“這是建立信任最快也是最直接的方式。”

誠然，以快速、準確、坦誠的回應，能贏得媒體和公眾的信任和好感；但同時，也往往在無形中給新聞發布工作增添了巨大的壓力。

一場新聞發布會需要幾十分鐘、幾小時，但在籌備新聞發布的過程中，發布團隊要完成大量的工作：從輿情收集到議題設置，從材料發放到提問回應，從會前協調到會后評估，從媒體邀請到報道跟蹤……最近幾年，隨著郭衛民將新聞發布“重頭戲”逐漸轉到全國政協，政協發言人團隊也深切領略到郭衛民的風格——他會因一個人的“用心”工作笑呵呵地表揚，也會因為同一個人的“不用心”嚴肅地批評。

全國兩會召開之前是郭衛民和他的團隊最忙碌的時候。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組織座談會。

郭衛民本人很看重座談會的價值。“看一場發布會好不好，跟議題有關。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新聞發布籌備階段，發言人組要開那么多的座談會，做那么多的工作，關鍵就是研究議題。”

“這個議題怎么確定呢？要深入研判國內外輿情，認真了解各相關部門開展的工作，發布和回應的重點內容，一定是黨和政府想說的，老百姓關心的，政協積極作為的。”在他的提議下，座談會的覆蓋范圍逐年擴大，座談對象有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有全國政協各專委會及辦公廳各局室負責同志，也有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相關負責人，還有部分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和境內外媒體記者。

與不同群體對象座談時，郭衛民會在最后習慣性地問上一句：“還有什么問題嗎？”這個問題似乎在問別人，其實是在提醒自己，“隨時都要做好各種準備。”

因為，“壓力都在臺上”。

“你想想看，記者拿起話筒，他問的問題，你作為發言人，能不回答嗎？”為了應對突發事件和意想不到的問題，在國新辦時，郭衛民就養成了一個習慣：他的公文包里總收有上百個問題和資料，以及各種剪報、文章。

而連續4年為全國政協大會進行新聞發布，郭衛民又有了新的審視和思考：“政協由多個界別組成，政協的新聞發布，既反映黨和政府的政策方向，又反映政協委員的多元視角和他們希望關注的問題。”

“所以一件事上多說一句話，思考點就能廣泛一些，視角也能更多元更豐富，內容上能兼顧到各方觀點。”隨著對政協認識的加深，郭衛民的發布要求又在提升：“讓發布會更有厚度的同時，更有溫度。”

為此，他帶著政協發布團隊，又開始一點點地摸索，不厭其煩地嘗試，“第一輪先把事實弄準了，接著想辦法把政協的各種觀點和想法融進去，最大程度地實現理和情的交融。”

“老將”接過“新課題”

“我黨歷史上，很早就有新聞發布工作。延安時期、重慶談判時期，黨的領導人就接受過媒體采訪、舉辦過新聞發布會。新中國成立后，針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也舉行過新聞發布會。”

2022年10月19日，郭衛民在接受采訪時回顧起黨的新聞發布發展歷程。

拉長時間軸就會發現，黨代會的腳步一直開放：十二大首設新聞發言人，十三大設立大會新聞中心……十九大首設黨代表通道，二十大代表團首設新聞發言人。郭衛民自己有過四次黨代會新聞發布工作經歷，從2002年開始，他先后擔任過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新聞發言人組組長，以及十九大大會新聞發言人。

“國際社會聽不到中國聲音的時代，已經徹底過去了。”為郭衛民所樂見的，是越來越多的中國聲音被國際社會關注。

但被關注，并不都是正面評價。遇到負面輿論，該怎樣發揮新聞發布的斗爭作用，郭衛民有一段難忘的經歷——

2019年修例風波侵襲香港，一時間輿情復雜。7月29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專門舉行新聞發布會，邀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介紹對香港當前局勢的看法，并答記者問。

當天的新聞發布廳座無虛席。此前，發布團隊進行了周密的準備，發布會上發言人介紹了中央政府對香港形勢的看法、政策舉措，回答了中外媒體提出的各種熱點問題。第二天看報道匯總，郭衛民發現，“大量的報道是客觀平衡的，包括國際媒體，大多把發言人說的報道出來了。即便有的把發布內容作為一方論據，他也會報道你的觀點。這場發布會發揮了斗爭作用，有效開展輿論工作。”

今天，一些西方輿論攻擊中國媒體滲透他們的政治，影響當地的民眾，干涉他們的選舉，面對這樣不實的攻擊，郭衛民不由笑了，“這要放在十多年前，我們都會覺得好笑。過去我們做外宣，最怕人家說在國外聽不到中國的聲音。現在，中國真的是強大了。”再面對國際復雜的輿論時，郭衛民還是會保持樂觀：“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還是信任我們的，對我們是友好的。”

而回到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上，郭衛民又繼續闡述自己的解讀：“可信大量是靠輿論工作形成的，可愛比較多的是靠文化展示，可敬更多需要綜合因素，需要體現我們價值觀的吸引力，和能提供的中國方案。”

千百年來，黃河治理一直是困擾中華民族的難題。20世紀80年代正逢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創新采用國際招標方式，由世界多個專家團隊對小浪底水利樞紐主體工程進行分標建設，一起攻克治理難題。

隨全國政協調研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時，郭衛民在黃河中游通過一個十多分鐘的電視片，了解到小浪底水利工程背后這個國際合作的故事，他深受觸動；在九曲黃河最后一道彎的蘭考拜謁焦裕祿陵墓時，他又開始思索：該怎樣向國際社會講述好這位中國共產黨人的故事……

到各地走得越多，郭衛民越發現，今天中國和世界關系正發生著急劇的變化，當前及未來，輿論環境該如何打造？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該如何形成？郭衛民一直在尋找答案。

學習黨的二十大報告時，郭衛民在“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表述中找到了國際傳播的新方向和新路徑：“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我們每個人都是國際事務的參與者，每個人都可以做國際傳播，只要有參與意識，有文化承載，方方面面的人士都可以成為國際傳播的多元主體……”不僅倡議他人，郭衛民自己已經采取行動——

一年多來，郭衛民正從宣傳策劃者轉換為實踐者，一方面不斷考察新技術新手段，另一方面也在尋找更能體現文化精髓的敘事內核。他打算：在未來三五年里，以黃河文化國際傳播為切入點，著手將形式和內容進行對接，通過新技術新手段，提煉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