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報記者 陳東升 王春 劉青 通訊員 吳攸

水網密布,小橋縱橫,這是浙江紹興給人的第一印象。江南水鄉一派恬淡悠閑的圖景背后,是像古橋一般將人們的生活連接起來的新時代“楓橋經驗”。

“楓橋式”公安派出所、“楓橋式”人民法庭、退役軍人服務站、司法所、綜合執法中隊……在紹興,“楓橋經驗”早已融入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

過去,“楓橋經驗”在鄉村中可復制性強,各地根據實際情況百試百靈。進入新時代,如何探索“楓橋經驗”城市社區版乃至市域版,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紹興給出新做法。

時近中秋,諸暨市暨陽街道江新社區的黨群服務中心飄出了陣陣香氣,原來是江鄰互助會的居民在糕點師傅指導下正忙著做月餅。印著“江新比心”“平安暨陽”的小月餅,道出社區鄰里和諧大平安。

江鄰互助會是“江鄰有愛”區域黨建聯盟的活動載體,基于諸暨“老江東”片區的淵源,江新社區、福門社區、江東社區、東興社區、金雞山社區通過社社聯盟,成立“江鄰有愛”區域黨建聯盟。5個社區利用自身優勢,整合社區資源,尋求最大公約數,求出最高幸福值。

比如江新社區有一支成立11年的金牌調解隊伍“江大姐”,區域黨建聯盟后她們將力量覆蓋到其他4個社區,幫助指導周邊社區治理和服務居民隊伍的專業化發展。居民壽金燕、何祝英既是“江大姐”調解隊伍成員也是轄區的黨員,她們帶著豐富的調解經驗到福門社區、東興社區上課,參與現場調解。

自2021年以來,暨陽街道黨工委已根據23個社區的區域位置、社區類型和各自的優勢,著力打造若干社區區域黨建品牌,推動共建范圍從單一社區向區域整體躍進,促進多元主體廣泛交流、互聯互動。

黨建統領“楓橋經驗”,將駐村指導員、民情日記、社區黨建“契約化”共建3張基層黨建“金名片”與“楓橋經驗”有機結合起來,紹興市通過黨建統領基層治理來服務群眾。

今年5月,紹興被中央政法委確定為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第一期試點城市。通過創新縣級矛調中心、訴源治理、全科網格、村社議事廳、在線矛盾化解平臺等系列做法,紹興市逐步形成“縣鄉一體、條抓塊統”工作格局,推動實現新時代“楓橋經驗”從碎片化治理向法律治源、整體智治、協同治理的迭代升級。

為了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服務群眾,是“楓橋經驗”的精髓,也是其歷久彌新的關鍵所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明確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

燃氣安全關系著千家萬戶的安全,巧用數字之力,紹興市檢察機關聚焦燃氣行業突出隱患,持續開展燃氣安全公益訴訟專項監督。

從辦理的個案入手,檢察官們向燃氣監管平臺收集數據,梳理案件特點后,通過清洗、碰撞、篩查異常數據、建立危化品數字監督模型鎖定目標。比如針對高層建筑違規使用瓶裝燃氣問題,檢察官通過篩查數據中配送地址為“大樓”“大廈”的關鍵詞,就能夠排查出違規向高層建筑配送燃氣的案件線索。

實地調查核查后,紹興市檢察機關共向公安、應急管理等部門移送線索30余條,查明涉嫌危險作業、非法經營等涉案人員16人,公益訴訟立案34件。

辦一案,挖一串,治一片。就燃氣行業生產、儲存、運輸、充裝、銷售、使用等各個環節存在的安全隱患,紹興市檢察機關分別向住建、應急管理、綜合執法、商務等部門制發了行政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建議其及時對涉案違法行為進行監管、規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楓橋經驗”是“以人為本”的經驗,就是最大限度地化解消極因素,調動積極因素,把問題解決在基層,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

在“楓橋經驗”的成長過程中,諸暨市人民法院楓橋人民法庭始終一路陪伴。

68歲的俞炳寬是楓橋法庭聘請的天平調解員,退休不褪色,他依舊勁頭十足,起早摸黑奮戰在化解矛盾主戰場。

像俞炳寬一樣的調解員在楓橋鎮還有很多,除了楓橋法庭設立的天平調解工作室和鄉賢調解等特色調解室外,楓橋鎮還整合轄區10個站所部門、31名村支部書記、32位“共享法庭”庭務主任、200余名人民調解員,推動構建縱向貫穿市鎮村三級、橫向覆蓋各領域各行業、線下線上有機交融的大調解網絡。

圖為2022年8月5日,紹興嵊州金庭鎮當事人在“共享法庭”與法官遠程連線,在線化解糾紛。 紹興中院供圖

近年來,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不斷推進“楓橋式”人民法庭建設,同時發揮好鎮街、村社、特設三類“共享法庭”地處服務群眾、解決糾紛、基層治理的第一線、最前沿的優勢,推動更多法治要素進鄉村、進社區、進網格,讓群眾更加直觀感受到法治就在身邊。

紹興市“楓橋經驗”60周年紀念活動開展在即,紹興全市正以法治的契約精神、誠信理念,以法律的制度體系、標準規范,推動新時代“楓橋經驗”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成功典范。

□ 短評

把基層治理經驗上升為法治規則

一直以來,紹興都倍加珍惜“楓橋經驗”這個“傳家寶”,倍加呵護這張“金名片”。去年以來,紹興市起草制定《紹興市“楓橋經驗”傳承發展條例》(目前已提請省人大常委會審議批準),通過立法,把“楓橋經驗”這一基層治理經驗上升為普遍的法治規則,總結提煉轉化為社會治理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法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