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

源，水之本也。為雨為露，為泉為淵。

上下五千年，中華文明發端于何時、何地？經歷過怎樣的曲折、回合？這些問題牽系根脈，事關“何以中國”。不同于世界其他遠古文明，獨立起源的中華文明能延續發展至今的內在脈絡是什么？這個文明古國如此強的韌性和生命力是如何造就的？又能為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我們提供什么樣的文化自信和智慧？這些是當代中國人最關心的問題。

2002年春，國家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探源工程”）立項。該項目由科技部立項，作為國家“十五”到“十四五”重大科研項目，涉及考古學、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在內的20多個學科。20年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調查發掘為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多學科交叉研究，60多個單位的400多位專家學者直接參加工程。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陜西石峁、河南二里頭等都邑性遺址……一系列層出不窮的重要考古發現，掀起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紗，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明確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征。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習近平總書記如是說。

近年來，關于中華文明溯源的專題討論持續在全國政協委員中保持著火熱溫度。無論是“國學——‘大一統’觀”讀書群中每每持續到凌晨時分的線上交流，還是“文明溯源深度談”委員自約書群中已經進行了十幾次的線上集中討論，抑或是全國政協書院舉行的“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與特質”研討座談會，線上線下交相輝映，對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華文明的研學掀起一個個新的高潮。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人民的特質、稟賦不僅鑄就了綿延幾千年發展至今的中華文明，而且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發展進步，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生于斯，長于斯，我們身上所有文明的印記，都是從這片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我們追根溯源，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就是要讓歷史告訴未來，從中華民族篳路藍縷、頑強堅韌、團結奮斗、開拓創新的文明史中汲取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精神動力。

從本期起，《新聞眼》欄目將開啟“中華文明探源·何以中國”系列報道，通過探訪解讀全國性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梳理描繪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和蜿蜒綺麗的脈絡，以呈示華夏大地何以中國，中華文明何以不朽。

“我們的出路只有一個，就是通過考古發現來驗證”

【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年學者王巍被公派赴日本進修。留學期間他發現，日本出版的有關中國歷史的著作中，幾乎都是以出土甲骨文和青銅器的殷墟作為中華文明的開端，認為中華文明只有約3300年的歷史。這，讓他深受觸動。

中華上下五千年，根據何在？是傳說，還是真實的歷史？對王巍而言，搞清楚中華文明的起源行程和發展過程，是“中國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記者：“五千年中華文明”一直是我們根深蒂固的認知。但很少有人知道，為五千年正名的不易。

王巍：我記得當年在大學古典文獻課上，有老師在講到《尚書·堯典》時說，這個應該是戰國時人的杜撰。

中國古代史籍把黃帝和炎帝時期作為中華文明的肇始，但古代文獻中關于炎黃時代的記述有不少帶有神話色彩，屬于古史傳說，并不能作為信史。事實上，直到20世紀末，國內和國際學術界都有一些人對中華民族擁有5000多年文明史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國內史學界很多人認為中華文明開始于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朝，而部分國外學者和個別國內學者懷疑甚至否定夏朝是真正存在過的王朝，認為古代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時代只能從為甲骨文所證明的商朝后期開始算起。因此，我們的出路只有一個，就是通過考古發現來驗證。

記者：這也正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初衷所在？

王巍：對。中華文明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原生文明之一，搞清它起源發展的過程、背景、動力、機制、特點，是中國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對世界文明研究的貢獻。

簡單概括，中華文明探源研究要搞清楚幾大關鍵問題：一是中華文明何時形成？有多久的歷史？二是中華文明如何起源、形成和發展，中華文明從多元起源到中原王朝為引領的一體化趨勢是如何形成的？三是中華文明為何會走出一條多元一體、源遠流長、延綿不絕的道路？四是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道路和機制有何特點？五是中華文明在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與其他文明是否發生過聯系？這些聯系對文明的發展發揮了何種作用？六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作出了哪些貢獻？

記者：有關“文明”及其判斷標準的問題，一直是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在您看來，什么是文明？

王巍：關于文明的定義及相關概念，國內外學術界存在諸多分歧。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涉及物質、精神和社會制度等方方面面因素，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文明起源與文明形成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兩者是文明社會孕育和產生的不同階段，先有文明因素量的積累，后有社會質的變化。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提出文明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而國家的出現就是文明形成的標志。

記者：判斷文明的標準對實證“五千年中華文明”有什么影響？

王巍：國際學術界曾依據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冶金術、文字的使用和城市的出現”三要素為文明社會的標準。如果依據這樣的標準，中華文明只有3300年的歷史。但這一判斷，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探源工程實施期間，我們分析發現，世界幾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這“三要素”，比如中美洲瑪雅文明并未掌握冶金術，南美洲的古印加文明尚未發現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圖案也未被認可為文字。

隨著世界各地考古發現和研究取得的進展，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會發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標準，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是沖破了文明“三要素”桎梏。

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通過考古發掘，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得到實證，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以及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貢獻不斷被揭示，豐富和深化著中國人對祖先和歷史的認知。也讓我們明白了，何以中國，何以不朽。】

記者：從探源工程20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中，我們是不是也總結出符合中華文明發展特征的文明判斷標準？

王巍：我們根據良渚、陶寺、石峁、二里頭等都邑性遺址實際材料，兼顧其他古老文明的特點，提出了判斷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一是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二是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三是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這些特征反映在考古遺存上，則體現為超大型都邑、宮殿、大墓以及反映貴族尊貴身份禮器的出現等。

這一套新的標準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從而證實中華五千年文明并非虛言，而是歷史的事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記者：上述文明標準也適合其他原生文明嗎？

王巍：當然。不同文明雖然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現王權和國家這一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顯王權的方式和國家形態各不相同。在中國，彰顯方式如精美的玉禮器、青銅禮器、規模巨大的土木宮殿、模仿地上建筑的墓葬等；在兩河流域和古埃及，則用黃金、寶石、宏偉的石砌神廟、金字塔和大型墓室來表現。

記者：如您所言，“我們的出路只有一個，就是通過考古發現來驗證”。就目前的考古發現而言，中華5000多年文明的依據有哪些？

王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確定了四個最重要的區域性中心性遺址：浙江良渚遺址、陜西石峁遺址、山西陶寺遺址和河南二里頭遺址。我們當時就把寶押在良渚了。事實證明，良渚遺址為探源工程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據，實證中華文明5000年。

在良渚，我們發現了修建于距今約5000年前、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內城，630萬平方米的外城，還發現了防止水患、總長度達十幾公里的大型水利工程。這些發現揭示出，良渚當時已經出現了階級、王權和國家，進入文明社會。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入選理由就是它展示了一個以發達的稻作農業為基礎，存在明顯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區域性早期國家形態。這標志著，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可。

此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約5100—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會發展較快的地區相繼出現了早期國家，跨入了文明階段。在距今約5500年前，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等地的社會上層之間交流密切，并形成了對龍的崇拜、以玉為貴的理念，以及以某幾類珍貴物品彰顯持有者尊貴身份的禮制。

距今約4500年前，通過與域外其他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發源于西亞地區的小麥、黃牛、綿羊、冶金術等先進文化因素傳入我國，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形成了“早期中華文化圈”。

距今約4300—4100年前，長江中下游的區域文明相對衰落，中原地區持續崛起，在匯聚吸收各地先進文化因素基礎上，其政治、經濟、文化持續發展，為進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礎。夏王朝建立后，它又以自己獨創的一整套禮儀制度對周圍各地區施加了強烈輻射，形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王朝氣象”。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各地的史前文化都作出了貢獻，揭示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過程，對于增進中華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多學科的研究，利用各種各樣的自然科學手段和人文科學手段，構建了中華文明演進過程中更為詳細的考古學年代框架，讓研究者發現了過去難以發現的角度，拓展了我們對中國5000多年文明史的認知。（本報記者 王慧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