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毛澤東曾作詞《臨江仙·給丁玲同志》：“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并用電報發給隨一方面軍赴三原途中的丁玲，表達了對丁玲革命轉向的期待與認可。

丁玲是一位文學家，也是革命者和社會活動家，她大起大落的人生經歷、富有感染力的文學作品，都給世人留下無限討論空間。在丁玲的人生中，她經歷了“過去曾經不想入黨，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來認為，做一個左翼作家也就夠了；現在感到，只作黨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革命、做黨的一顆螺絲釘，黨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黨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轉變，這包含復雜的變化過程，也受到多重因素影響。筆者從人際交往、婚姻家庭、個人思想變化等角度出發，探尋丁玲如何從革命邊緣人群，到加入中共組織，走上革命之路的歷史選擇。

師友影響：成長路上的革命啟蒙與教育

丁玲與革命結緣，乃是由于受到師長、友人的影響。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在湖南臨澧佘市鎮高豐村，家中條件優渥，但到丁玲父親一代家道中落，丁玲跟隨母親佘曼貞長大。丁母是“一個開明的、有新思想的戰斗的女性”，1911年，30歲的丁母帶著7歲的丁玲進入常德女子速成師范學校讀書，其間丁母和向警予結拜姐妹。1913年，丁母因經濟困難離開學校去往桃源縣教書，把年幼的丁玲托付給向警予照看，向警予“帶兩塊糕，一包花生”或是“帶一兩個故事”溫暖丁玲“幼稚的寂寞的心靈”。后來，丁玲隨母親轉到常德女子小學，向警予把她在長沙聽到的、看到的、經歷過的種種新聞、新事、新道理，把個人的抱負都講給丁玲母親聽，丁母“如饑似渴地把她講的這些，一點一滴都吸收過來”指導自己的行動，并拿來教育丁玲和她的學生。一定程度上，丁玲是接受了向警予的革命思想啟蒙。丁玲認為向警予“堅韌不倦的革命精神”總在感召著她。

此外，丁玲在湖南桃園第二女子師范預科學習時結識了王劍虹。丁玲看著王劍虹活躍在學生工作中，在辯論會上口若懸河發表尖銳、透辟的言論，覺得“她像一團烈火，一把利劍，一支無所畏懼、勇猛直前的隊伍的尖兵”。在王劍虹影響下，丁玲開始參加學生會工作，游行、開講演會、教夜校課。隨后，在王劍虹動員下，兩人相伴前往上海平民女子學校學習。在這里丁玲接受了高語罕、邵力子、陳望道、沈雁冰、陳獨秀和李達等人的教育，參加到演講、募捐、愛國者追悼會等活動中去，通過理論學習進一步激發起強烈的政治情感。王劍虹是丁玲摯友，又是思想引領者，讓丁玲在求學生涯中廣泛接觸革命思想和活動。丁玲也曾提到自己在思想興趣方面受過王劍虹很大的影響，如“對社會主義的追求，對人生的狂想，對世俗的鄙視”。

不久，丁玲和王劍虹又輾轉南京自修文學，結識了共產黨人瞿秋白。瞿秋白當時任上海大學教務長兼社會學系系主任，介紹她們進入上海大學文學系讀書。在上海大學，三人朝夕相處，暢談文學人生，當丁玲對前途迷茫、不知何去何從時，瞿秋白鼓勵她“按你喜歡的去學，去干，飛吧，飛得越高越好，越遠越好，你是一個需要展翅高飛的鳥兒……”，給予丁玲信心與力量。在文學創作方式的選擇和革命路徑取舍中，瞿秋白的思想也在引導著丁玲。丁玲在《紀念瞿秋白同志被難十一周年》中談道：“秋白同志曾經在很多文章中指出文藝應該為大眾服務，應該揭露洗清一切舊的封建的、帝國主義的思想文化，洗清他們向勞苦群眾散步的毒瘤，文藝應該寫大眾的戰斗的英雄，應該深入大眾生活，了解大眾戰斗的意義，解決戰斗中的問題”，丁玲閱讀了瞿秋白大量的文章，學習群眾觀點，并努力去創作“大眾化”文學，開始轉型走進革命文化戰線，踏上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再向“革命”進軍的路程。

婚姻家庭：胡也頻左翼文學創作和革命生涯的影響

1924年夏，胡也頻和丁玲相識于北京，并于次年結婚。1928年，胡也頻和丁玲及友人沈從文前往上海，創辦《紅黑》雜志和“紅黑出版社”，從事雜志編輯和出版工作，其間二人加入到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群中。1930年前后，國民黨在文化領域打壓迫害進步勢力，當時的形勢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們團結起來，積極爭取宣傳陣地，吸引廣大民眾與國民黨做斗爭。1930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胡也頻和丁玲隨后參加了“左聯”。相比較而言，胡也頻比丁玲更早信仰革命，并積極投身于革命相關工作，他加入“左聯”后當選為“左聯”執行委員，并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主席，同年還被推為“左聯”代表，參加了在上海秘密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撰寫革命文學小說《光明在我們前面》，熱情歌頌共產黨人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胡也頻一心一意追求真理，不斷實踐，日夜忙碌，其革命思想和行動對丁玲產生積極影響。丁玲在回憶胡也頻時這樣寫道：“他還不了解革命的時候，他就詛咒人生，謳歌愛情；但當他一接觸革命思想的時候，他就毫不懷疑，勤勤懇懇去了解那些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理論”“他是一個認真追求、嚴肅生活、勇敢切實的革命者”，看著胡也頻申請加入共產黨，積極參與革命實踐，丁玲認為“光明在我們前面，光明已經在我們腳下，光明來到了”。

1931年2月7日，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李偉森5位左翼作家在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被秘密槍殺，史稱“左聯五烈士”事件。胡也頻在就義前給丁玲留下了最后一封信，“年輕的媽媽……把孩子送回湖南給媽媽，免得妨礙你的創作。孩子送走了，自然會寂寞些，但能創作，會更感到充實。不要離開左聯，應該緊靠他們……鼓起勇氣，擔當一時的困難日子……年輕的爸爸”。愛人的犧牲，給了丁玲沉重打擊，讓她陷入孤苦無依的凄涼絕境，也加速了她思想上對革命的認識和轉變。在胡也頻去世后，丁玲將孩子送回老家由母親看護。他不顧好友李達對她“無論如何不能再參加政治活動了；老老實實寫點文章”的勸告，向黨中央提出去蘇區工作的要求。黨組織未允許，安排其留在上海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丁玲毅然回到上海，積極向“左聯”靠攏，主編《北斗》，“把一本雜志變成了一個戰場”，并逐步擔任“左聯”的行政職務任書記、“左聯”黨團書記，她要用自己的行動沿著革命這條路走下去，繼續丈夫胡也頻和致力于革命事業人士的未竟之業，完成自己對生命的追逐。她對孩子所說的“小東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還不完。好好睡，好好吃喝，趕快長大了，接手做爸爸還不做完的事情”又何嘗不是對自己的勉勵呢。

然而《北斗》創刊不到一年便被查封，丁玲也于1933年5月14日在上海寓所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秘密押赴南京，幽囚三年之久。在此期間，“國民變著手法卑鄙地施展新的刺激，制造新的恐怖，用卑劣惡毒的謠言從精神上來殺害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婦女，一個在社會上有聲譽的革命女作家”，丁玲“獨自一個人在一群劊子手、白臉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鐘、一秒鐘、一點、一滴地忍受著煎熬”，但她在絕境中堅決拒絕為國民黨寫作劇本。在“魍魎世界”中的丁玲，苦苦思索如何脫離魔掌與苦海，更是堅定了沖破黑暗、奔赴黨組織追尋光明的信念。

自我探尋：丁玲的家國意識和革命認知

人早期生活的經歷會凝結成獨特的氣質與精神，影響或主導其未來的人生選擇。丁玲出生于沒落的封建世家，父親去世后，她跟隨母親回到外婆家，在兩個家庭里，丁玲看到了封建家庭的世態炎涼和社會的腐敗可悲，無論是父親吸食鴉片的“丑惡”，還是盲人姨媽重男輕女的傷害，諸如此類的童年經歷讓丁玲“心中燃起了一盆火”，帶著對“封建”的仇視，她開始了自我掙扎、自我斗爭、自我探尋之路。在丁玲身上，她一直保持著強烈的家國意識。談起自己幼時對辛亥革命經歷和十月革命勝利的有關記憶時，丁玲說“我出生在中國最腐敗黑暗的清朝末年。從小身受著封建枷鎖的束縛……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自由，這關系著舉國命運的大事，在這個十分幼稚的生命開始生活的時候，深深地打上了烙印。”在她還只有7歲的時候，她就開始“背負著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深重的傷痕和對新的革命生活的憧憬，一天天地向上生長”。再往后，五四運動爆發，正值青少年時期的丁玲雖沒趕上五四運動，但五四運動卻給她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她放棄了游樂，如饑似渴地尋找書籍報刊閱讀學習，以求在書海中找到真理，找到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找到一個做人、做一個有用之人的道路。此時的丁玲沒有明白拯救國家的方式為何，但卷入歷史的浪潮中，政治激情和革命意識在她心中生根發芽。

丁玲投身革命的思想認知經歷過一個掙扎和煩悶的階段，她和胡也頻在北京居住的時候，生活陷入窘境，思想也頗為不安。四一二事件發生后，丁玲每天聽到一些革命的消息，或是她敬重的人犧牲了，或是朋友在艱苦中堅持，或是有朋友動搖了，每每此時，丁玲因自己沒有參與革命行動而感到憤懣、掙扎和痛苦，但其“思想上還是革命的”，只是“沒有適當的環境條件，沒有朋友”。對革命的向往和迫于現實而無能為力的交織重疊是丁玲這一階段的心理特點和現實遭遇，但向往革命的思想準備，恰恰是投身革命實踐的重要基礎。1931年2月，胡也頻的犧牲強化了丁玲投身于革命的決心與信念。在高壓的政治大環境下，丁玲積極參加“左聯”工作實踐，深入接觸工農，并積極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革命征程。孫犁曾這樣評價丁玲，“在30年代，丁玲的名望，她的影響，她的吸引力對當時文學青年來說，是能使萬人空巷、舉國若狂的。不只是因為她寫小說，還因為她獻身革命。”她參與革命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滿腔熱情進行文學創作，以文字為工具表達革命意識，從《韋護》寫革命分子與愛情的矛盾，開始有一條“朦朧的出路”，再到《水》將小說主人公轉向工農群眾，“寫農村，寫農民，寫農民的悲慘命運和斗爭，同自然斗爭，同統治者斗爭”，開啟“革命文學”的新的前進道路。抗戰爆發后，丁玲更是深刻認識到動員全國民眾參加抗戰的重要性，堅持“群眾化”道路，通過作品與人民對話、與時代對話，發揮文字政治功能和宣傳動員價值，引領更多民眾參與革命。二是通過投身具體革命實踐，如在“左聯”階段，組織讀者座談會、參加“左聯”貼標語活動、到大學演講、參加外圍群眾團體工作等。至于被國民黨逮捕軟禁3年出逃后，她抵達陜北，更是北上南下，深入部隊，擔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在前線開展動員宣傳工作，其參與革命的力度、幅度與深度都愈加深入。回望丁玲生命歷程，她從小便對家國社會充滿關心，對革命充滿向往，但是關于什么是革命，如何革命的問題，她一直都處于一個苦苦探索的途中，經過仔細思考和生活的磨煉，其革命意識從迷茫逐漸轉向清晰。

20世紀30年代被歷史學家稱之為“紅色的三十年代”，知識分子走向延安這一潮流是這個年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丁玲作為30年代最早從國統區抵達延安的知識分子之一，縱觀其從“文學家”到“革命家”的轉向過程，她經歷了苦悶與掙扎，但在家庭環境、婚戀情況、人際交往、社會背景等外界因素的作用下，丁玲內在革命情感和思想自覺不斷激發，革命信念催促著她成長，引導著她毅然選擇了跨越思想與現實的困境而通往延安的革命之路。

（郭嫻怡，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