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小文）

在全國政協委員讀書群的【國學——“大一統”觀讀書群】中，有論者提問，“讀了李勇剛教授在講座的文章，贊成各民族無論是爭、戰、和，都是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看了李教授的書，想提個問題：新石器時代，以農耕為基礎的滿天星斗、重瓣花朵的區域文化，為什么最后月明星稀，只有二里頭文化一枝獨秀？”

群里書友認為，這是個“大哉問”，極為深刻，需要深究。一石激起千層浪，書友討論正紛紛。集各位高見，我認為，中國“大一統”傳承的“一元”基礎，也可以說，正是接地利，應天時，順人和——地利天時人和。

接地利

這條大家談得最多，也的確顯而易見，揭示了我中華文明之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別是不同于歐洲文明的，必然走向“大一統”、維系“大一統”的物質基礎。

從文明溯源來看，歷史進程中“為什么最后月明星稀，只有二里頭文化一枝獨秀？”李勇剛教授的回答，將原因歸于兩條：這背后涉及到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演進。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以及青銅器被用于戰爭之中，使得統合的力量得到加強。二里頭位于當時土壤、氣候等條件都相對較好的中原地區，在農耕文明上相比其他地區容易占據比較優勢，更容易支撐起發達的青銅文明。概而言之，一是當時之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的“青銅文明”高出一籌，二是當地之地理環境更為殊勝。

賀云翱先生指出，從文化上說，黃河流域、長江中下游流域都有萬年左右的農業發展過程，到4100年前左右，都已經有了農業的5000年左右的發展，根基深厚，為什么中原獨領風騷？這個重大變化的背后可能與大范圍的氣候環境變化有關！包括東南海平面上漲，北方發生干旱等等。這些需要環境考古工作的深入研究！

張連起先生分析，在距今4000年前的時期，副熱帶高壓開始偏向南方，于是東亞大陸氣候徹底地發生了改變，東北、華北、黃河中下游的降雨量開始減少，反而長江流域在增多。然而，黃河流域就恰好在這兩者之間，那處于這一地區的文明開始蓬勃發展，中原的二里頭文化便是其一。從原來的洪水泛濫，到現在的風調雨順，農業、手工業便開始發展，這種氣候一直持續了1600年之久，以二里頭為代表的中原文化開始擴展，成長為現在的中華文明。

王學典先生介紹，2016年8月5日《科學》發表了吳慶龍、趙志軍等學者的研究文章“Outburst flood at 1920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公元前1920年的潰決洪水支持中國傳說大洪水和夏朝的真實性）。文章提出，約在公元前1920年，在今青海省積石峽附近，黃河上游的一次地震導致山體滑坡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堰塞湖，繼而湖水上漲，沖破壩體，形成大洪水，造成了罕見的洪澇災害，甚至導致黃河下游改道。關于這次洪水的記憶潛藏在人們的集體記憶中，成為早期文獻如《尚書》《史記》中有關大禹治水記載的基礎。因為禹是夏朝的創始者，所以洪水的時間也為夏朝的時代判斷提供了證據。相傳禹與其父鯀治水二十二年，所以夏朝之始約在公元前1900年。這個時間與二里頭文化的開始及黃河流域從新石器時代過渡到青銅器時代相吻合。這一發現支持了二里頭文化與夏等同的觀點。該文發表后，引發了國內外學界的熱烈討論。（《文史哲》英文版第3卷第1期“古代中國的神話與傳說”專號刊載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漢學家艾蘭（Sarah Allan）教授應邀撰寫的《公元前1920年積石峽洪水潰決與古代中國大洪水傳說的初步思考》一文，針對《科學》所刊吳慶龍等學者的文章，展開了針對性的評議。敬請各位參看）

眾說紛紜，歸為一點，可見中華民族所“截”之“地利”，概括地說是一條長江、一條黃河，盡管奔騰千年、時而泛濫甚至改道，但一直孕育著、緊系著中華民族，這是不爭的事實。順著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擴展開去，拉住長城內外（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都向著生產方式相對更先進的一端融合），走向大海大洋（順流而下，進入南海、東海，深入太平洋）。所以，講一元多樣之“元”，作為中華民族母親河的長江黃河，乃是承哉中華文明“地利”的“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應天時

如果是“地利”是“形而下”的，“天時”就是載于“地利”之上的大趨勢、大規律，是“形而上”的。

張其成先生總結：汪洋主席的“大哉問”令人深思，這一問題不僅涉及中華文明的起源，而且也涉及中華文明的發展為何唯一沒有中斷而延續至今。爬樓看了各位大咖的觀點，有氣候說，地理說，生產技術說，社會組織說等等，深受啟發。尤其對“多元”與“一元”的討論，意義重大。費孝通先生“多元一體”是就中華民族的格局而言，如果從中華文明起源而言，所謂“滿天星斗”說其實是“多源”，“多源”比“多元”更為恰當。而就思想史而言，不才以為葉小文先生的“一元”更精準。西周前期成書的《易經》第一卦——“乾卦”卦辭的第一個字就是“元”。《彖傳》解釋乾坤二卦:“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有學者認為《周易》是“二元論”，其實不然，《周易》是“一元”，即“乾元”，也就是“天道”，因為“坤元”要順承乾元。“元”的本義是人頭，引申為首要、第一、開端。雖然《易經》還沒有明確說出“元”的涵義，但到《易傳》已有明確論述。《易傳》中的“元”作為萬物資始、資生的根本，是“大一統”思想的反映。正如王學典先生所言“大一統是春秋時期的時代訴求”。從“多源”到“一元”，或許正是中華文明唯一沒有中斷而延續至今的內在原因。

張連起先生也認為在中華文明“多元”（此提法我另有別論）融匯與大一統進程中，儒家大一統的思想文化塑造最為彰顯。孔子的“尊王”思想實際上體現了他的“大一統”觀念。《禮記·坊記》載：“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禮記·曾子問》又載：“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這兩段話表面上是在強調“王”（天子）至尊無上的地位，實際上都是在論述以“王”（天子）為核心的政治“大一統”的意義。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當時隨著諸侯的發展壯大，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局面。周天子大權旁落，政權下移，由天子下移到諸侯，由諸侯下移到大夫，甚至由大夫再下移到陪臣。孔子對此頗為不滿。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主張由周天子作為全國的首領。如果對諸侯國進行討伐，則必須由周天子來領導進行。這樣才是孔子理想的“天下有道”的社會。而春秋末期，孔子則認為是“天下無道”的社會，因為當時“禮樂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諸侯出。孔子對于這種政權下移的狀況很不滿意。這種不滿實際上反映了孔子主張天下政令應該統一于周天子的思想。

順人和

正是氣候環境變化，人類為了生存必須從森林走向農耕，人類文明就開始萌生了。青銅器極大地提高了農耕的生產力，二里頭文明就誕生了。我認為，接地利，應天時，必致“順人和”，即中華文明“始于一元多樣，歸于多樣一體”，也即中國“大一統”傳承的“一元”文化基礎。

戚建國將軍認為，二里頭文化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種文化，就以其前輩仰韶和龍山時代作為比較，二里頭時代結束了“滿天星斗”迎來了“月明星稀”的廣域王權時代。二里頭文化是考古學上第一個廣域文化、第一個青銅時代文化、第一個禮樂齊備的王權文化。二里頭文化已經有了成熟的社會組織形式，雖然文字還沒有成熟，但其禮樂文化卻已經突破禹貢九州的范圍，到達了其他文化都到達不了的高度，這是一個明顯高于其他文化的“月明星稀”。

張復明先生認為，究竟是多元一體，還是一體多樣，要從中華文明的歷史演進中探討。如果文明起始點在五千年前，那就是六大文化區系的格局，稱之為“多元一體”是可以的。如果文明的起始點放到四千年左右，即夏王朝時代，二里頭文化一枝獨秀。稱之為一元多樣也是有道理的。說到底，還是要從文化發生學上看，與文化的特質、起源、交融和擴散相聯系。

研究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華文明的發生發展過程與運動機理，是千年大計。滿天星斗，是從不同角度看問題。但從“月明星稀”（這個說法海可以推敲。“明”是凸顯，但“稀”字不確，或許借佛教語可稱為“月映萬川”更好）來看，講“始于一元多樣，歸于多樣一體”，順著“人和”，似更為確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華文明奉著“天時”；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中華文明接著“地利”；

古往今來“大一統”，中華兒女大團結，中華文明順著“人和”。

中華文明“始于一元多樣，歸于多樣一體”。把“一元”的圓心固守住，把包容的多樣性（多線性）半徑盡量拉長，畫出最大同心圓，永固中華兒女大團結！

（作者系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