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晚，“鳥巢”一場全新的、由小及大的開幕式表演，拉開了北京冬奧會的序幕。在截至今晚的5天時間里，中國冬奧代表團的健兒交出3枚金牌、兩枚銀牌的出色成績單，這樣的結果，遠遠超出預期——4年前的平昌冬奧會，直到最后一天收官日，才由武大靖在短道速滑男子500米決賽中為中國冬奧軍團帶來唯一一枚金牌。

毫無疑問，北京冬奧會對于中國冰雪運動而言，是一個全新的起點。從這個全新的起點延展開去，即便是長期從事冬季項目的專業人士，目前也很難判斷出在一個新的冬奧周期中，中國冰雪運動將被激發出多大的能量。

“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的背后，是國人對冰雪運動井噴一樣的熱情——這份熱情并不僅限于對“冰墩墩”的搶購，中國冰雪運動，需要作好迎接“新時代”的準備。

不一樣的他們

谷愛凌和蘇翊鳴，可能是本屆冬奧會中國代表團177名運動員當中最“特殊”的兩個：他們的成長經歷、思維方式、訓練模式、表達方法，甚至對運動項目乃至文化傳統的認知，和在傳統“運動隊”模式下培養出來的“老派”運動員相比，已經有了“顛覆性”的不同——有運動員在比賽結束后還“不敢”經過混合采訪區，“不敢”接受采訪與記者交流，生怕自己“說錯話”從而閉口不言，但谷愛凌和蘇翊鳴只要遇到正規、正常的采訪機會就會侃侃而談，表達一個內心強大的最真實的自己，同是年輕人，同是冬奧主角，卻給人完全相反的觀感。

蘇翊鳴的教練佐藤康弘曾說，他有時候感覺和自己交流的并不是一個17歲的孩子，“非常成熟”，這個練單板滑雪的17歲的孩子在自己參加的第一屆奧運會上拿到坡面障礙技巧銀牌，和他的偶像同場競技、同臺領獎，毫無怯意，“準備出發的時候還有些緊張，但出發的一剎那，所有壓力一下釋放了。我想對所有比我年齡大的、比我小的熱愛單板滑雪的朋友說，要相信自己的努力，努力永遠不會欺騙你”，蘇翊鳴說。

只比蘇翊鳴大1歲的谷愛凌更是直接：“我說出來可能你們都不信，我真的沒有壓力。包括決賽最后一跳，我決定做一個從來沒有嘗試過的難度動作，我是想贏我自己，無論動作成不成功，我都為自己感到驕傲。”

這樣坦率的運動員，國內并不多見，尤其冬季項目，尤其十七八歲。

就像谷愛凌愿意強調的，體育是“橋”，而不是“墻”，是交流，而不是隔閡。傳統的“專業模式”培養出來的運動員，很少有人會對“體育”有這樣的理解，但這些在中西文化之間不斷“串門兒”的運動員，他們有更寬闊的視野和更獨到的理解，他們不需要也不再適用于傳統的“管理”模式。

不一樣的交流方式

“事實上(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平時對這種類型的運動員沒有太大的約束力，也不可能干涉他們的訓練，像蘇翊鳴，雖然是在國內，但教練是他自己選的，比賽也是他自己選的，衣食住行都是他自己安排，中心只是在某些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比如協助他從中國滑雪協會注冊報名參賽。到國家隊層面，隊里只是在原則上提出要求，比如必須要簽反興奮劑承諾書。(如何處理與可能進入國家隊運動員的關系)對中心和國家隊來說也是一個新的課題，因為有的運動員在很大程度上屬于他們自己而不是我們以前習慣說的‘隊伍’。他們自己找教練，他們自己制訂訓練計劃，他們自己接廣告和商業代言，他們有自己的人生規劃。比如谷愛凌，打完這屆冬奧會她還要去美國上大學，所以這樣的運動員其實更適合協會化的管理，就是需要組織國家隊來打比賽的時候征召他們入隊，為他們提供注冊和保障服務”，從事冬季項目管理工作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對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和判斷能力，甚至具體到英語交流能力，都是新的冬奧周期管理者們和工作人員需要提升的業務能力——這和傳統意義上中心工作人員擔任領隊，長期在隊里與運動員同吃同住一起摸爬滾打并履行管理職責的模式完全不同。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中國冰雪運動的基礎相對薄弱，有些冬季項目以前從未開展，沒有隊，也沒有人，不知如何下手。本屆北京冬奧會中國冰雪軍團主場作戰，提出“全項目參賽”，備戰周期內跨越式的發展使得這一宏偉目標接近完全實現：中國運動員在35個小項上實現了“零的突破”，最終全部109個小項，中國運動員獲得了其中104個小項席位，這已足夠值得驕傲的成果。

以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賽為例，2月7日下午徐銘甫在延慶賽區國家高山滑雪中心完賽，盡管他的成績(1分56秒93)只排在36名完賽選手中的最后一名，但他創造了中國冰雪運動新的歷史，這是中國選手首次參加并完成冬奧會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賽(此前中國運動員只參過高山滑雪回轉和大回轉比賽)，前來觀賽的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特意向他贈送了一枚奧運會紀念手表以示激勵。

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臺的金牌，單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礙技巧賽的銀牌，高山滑雪男子滑降的突破，同樣掀開了中國冰雪運動新的一頁，接下來如何延續冬季項目的突破與強勢，是擺在頂層設計者面前的新課題——符合條件的項目堅定不移“協會化”，或是可以選擇的良方之一：協會招攬各方英才為我所用，以為運動員提供“協調”和“服務”為宗旨，樹立權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讓運動員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完善自身，畢竟奧林匹克的真諦便是“對人的教育”。

不一樣的“協會化”

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曾分出3個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實體化協會：中國滑冰協會成立時間最早，1980年便已成立，對外對接國際滑冰聯合會，負責組織國家隊參加國際滑冰賽事；中國滑雪協會于1981年成立，是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滑雪聯合會和其余國際雪上組織舉辦比賽的“指定組織”；2018年1月，花樣滑冰從中國滑冰協會分離出來，中國花樣滑冰協會正式成立，至今也有4年。

在北京冬奧會備戰周期中，相應國家隊原本由以上3個實體化的協會實施組織與管理，但隨著全球疫情影響(國際賽事停擺或無法參加)和備戰任務的加重，所有國家隊“回歸”冬季運動管理中心——和體系健全的“中心”相比，目前協會面臨的實際困難，是缺乏與之地位相匹配的協調與管理能力，因此無論運動員還是協會管理者乃至政策設計者，都需要時間來適應甚至摸索如何讓“協會化”發揮更大作用。

“我們的說法是‘小協會，大作為’，我們想建立起人才培養體系，建立起全國的賽事體系，包括全國中小學生滑冰比賽、‘夏輪冬冰’以及專業比賽，建立起‘三億有我’的普及體系，通過三大體系讓滑冰更貼近百姓。”中國滑冰協會主席李琰在冬奧會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對“協會”有這樣的表述：“體育的意義不僅是競技上要有取得第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對參與者意志品質的磨練，包括面對困難時的堅持、心態的成熟。滑冰要參與到提升中國孩子健康基因的工作中去，通過協會搭建的體系，連接起政府和市場，真正為孩子們打通參與滑冰運動的‘最后一公里’。”

在中國體育發展史中，“協會化”改革由來已久，但受多種原因所限，多數“協會”與“中心”緊密相連，只是最近一個奧運周期，“協會實體化”才初見效果。“去行政化”的體育單項協會管理模式是體育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體育社會組織管理模式，“放權”和“讓利”則是“去行政化”過程中難啃的骨頭——“去行政化”并非弱化職能部門的管理，而是建立新型組織管理體系——體育單項協會作為體育社會組織是現代國家體育管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應當承擔由“基層”至“頂層”的梳理重任。

激發國人對冰雪運動的熱情，北京冬奧會已然做到，倘能借冬奧主場契機總結經驗探索出保障冰雪運動“可持續發展”的新時代管理模式，北京冬奧會才更“不虛此行”。

本報北京2月9日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郭劍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