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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機協同的實踐與探索

2021年08月20日 17:20  |  來源:人民政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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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機協同的實踐與探索

政協太倉市委員會

今年以來,太倉市政協在鞏固提升政協協商與基層協商有效銜接的同時,積極探索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機協同的現實路徑,搭建協商平臺,開展協商議事,促進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資源共享、渠道互補、優勢疊加,為促進縣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提升人民群眾幸福感、獲得感貢獻了政協力量。

一、 創新實踐的背景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社會組織協商,是指由社會組織發起、組織或參與的協商民主活動。社會組織具有社會性、行業性、專業性、基層性等獨特優勢,熟悉所屬領域的專業特點和社會關系,能較為全面、及時、準確地反映本領域存在的實際問題和解決思路。

目前我國的社會組織協商仍然處于探索起步階段。社會組織政治表達和參與行為增多,但開展協商的能力和水平較弱,協商的制度化程度不夠;能夠提出一些專業性意見建議,但缺乏專門反饋渠道,成果轉化的掣肘因素較多。在社會組織自身發展方面,也存在業務拓展與政府支持不匹配,服務內容與群眾需求不匹配等限制因素,亟待暢通“政府、社會組織、群眾”三大主體之間的對話機制和協商渠道。

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既有協商議政的專業優勢,又有層次多元的平臺優勢和聯系廣泛的資源優勢。如果把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對接聯動起來,既可以為社會組織協商提供更加有效的平臺載體,實現政府、政協與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提升各方參與社會治理的效能;還可以豐富界別協商的機制和內涵,拓寬人民政協建言資政、聯系群眾、凝聚共識、助推發展的現實路徑,為人民政協創新履職方式、提升履職質量、深度參與社會治理工作提供新的生機和組織活力。

太倉市的社會組織發展走在全國前列,目前,擁有包括青少年、養老、助困、矯正、農村、教育、醫療、文體,以及行業協會、學會、商會、基金會等各類社會組織750余家,在“政社互動、三社聯動”的大框架下,全面參與社會治理、社會服務等工作,但也存在著專業力量有限、協商能力不足等問題。如何進一步放大社會組織參與基層治理的有效性?提升社會組織服務社會的高質量?亟需進行新的探索創新。把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機協同起來,探求融合雙方優勢、突破現有瓶頸、深化社會治理,努力構建“1+1>2”的良好局面,不僅可操作性比較強,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 探索創新的舉措

太倉市政協開展該項探索創新工作,專門成立工作領導小組,制定出臺《關于探索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效銜接 助力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施意見》,明確活動的指導思想、創新目標、工作要求和保障措施,并召開專題推進會,作出具體部署。按照“試點先行、穩步推廣”的原則,優先選取8個界別小組與16家社會組織進行結對。至8月底,已開展近60次協商議事活動,由市政協牽頭推動協商成果的轉化落實,并及時進行案例分析和經驗總結。重點探索建立了五個機制:

(一)掛鉤聯系機制。優先選擇活躍度高、影響力大、協商意愿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會組織,按照專業對口的原則與相關界別進行結對。例如,把共青團婦聯界別與啟航青少年事務服務中心結對,把醫藥衛生界別與德力健康服務發展中心結對,把教育界別與面向學校的瑞恩社會工作發展研究中心結對,把社會福利界別與社會救助方面的欣誠社會工作服務社結對……建立了“市政協領導+政協專委會+界別小組+政協委員+社會組織”的掛鉤聯系機制,注重把界別的“專”和社會組織的“專”強強聯合,形成多方聯動、一體推進的工作格局。

(二)選題共商機制。依托社會組織對所屬領域的敏銳洞察力,把他們提出的協商議題作為主要來源,適當結合其他渠道豐富選題層次。引導各界別組加強與社會組織、界別群眾的溝通聯系,形成了選題共商機制,從100多個選題中篩選了64個作為正式協商議題,確保選題的科學性與合理性。主要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社會組織自身發展方面,主要圍繞政社界限、存在問題、發展前景、資金需求、人才培養、服務水平等;二是公共議題方面,主要與社會組織的專業領域相結合,例如學生健康、殘疾人服務、醫患關系、環境保護等,基本覆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三)多方參與機制。建立了政協搭臺、界別委員和社會組織為主、多元主體廣泛參與的協商機制,共有1800多人次,20多個部門參加了相關協商活動。注重發揮社會組織的關鍵作用,引導他們提高主體觀念、責任意識和公益精神,讓社會組織協商穩健、理性、有序開展。發揮好政協的“牽線人”“推進器”角色,建立起與政府協商機制,破解了社會組織人微言輕、發展受阻的困境。把政協委員、社會組織的兩種專業視角進行結合,從不同角度出謀劃策、集思廣益,共同發揮參謀助手作用。依托社會組織直接聯系群眾的優勢,引導群眾廣泛參與,及時發現政府民生工作短板,做到了協商于民、協商為民。

(四)有序推進機制。按照科學合理、規范有序、簡便易行的要求,搭建了全流程、標準化履職鏈條,確保了協商活動的務實有序高效。以相關界別的“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室為平臺載體聯合開展協商活動,實現了場所共用、資源共享。認真開展商前調研工作,由相關部門、社會組織、界別委員等組成調研團隊,深入基層查實情、深入群眾聽民聲。靈活開展面對面溝通協商、線上線下互動協商、場內場外聯動協商,促進多向交流研討,廣泛凝聚共識。

(五)成果轉化機制。在協商中把專業知識和社會視角進行有機融合,及時提煉總結協商成果,依托政協社情民意信息、調研報告、提案、建議案等渠道,向黨委、政府廣泛真實地反映實際情況和具體建議,共報送意見建議240多條。結合政協現有的協商成果督辦、落實、反饋機制,強化后續跟蹤問效,組織開展了10多次民主監督活動,推動意見建議持續轉化為黨委政府決策、民生實事項目、政府購買服務、優化社會治理、行業行為規范等現實舉措,綜合轉化率達90%以上。

三、 實踐取得的成效

(一)雙方開展聯動協商的頻次更高、意愿更強了。此前,太倉市的社會組織能夠進行一些協商,但是協商的規模小、頻次低,規范化程度也不夠,更多停留在“望而卻步”“小打小鬧”“鏡花水月”“枉費口舌”幾個階段。通過探索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機協同,社會組織開展協商有了界別這個“引路人”,有了“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室的協商平臺,有了政協這個轉化意見建議的專門渠道,社會組織開展協商的機制得到完善、潛力充分激發、面貌煥然一新。

(二)社會組織獲得的項目資源更多、成長地更好了。雖然太倉市的社會組織發展走在前列,但依然面臨項目少、資金缺乏、較難獲得政府信任的困境。通過探索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機協同,充分發揮政協橋梁紐帶作用,深入了解社會組織發展潛能和資源訴求。通過多邊溝通與協商對話,進一步強化相關部門對社會組織的扶持引導力度,凝聚互信互利、合作共贏的思想共識,讓社會組織獲得更多項目、資源和人才支撐,項目體量增長了40%以上,助力大量社會組織更快茁壯成長。例如,連心家園的“失獨不失愛”服務項目,經協商年度政府購買服務資金翻倍,服務范圍也從主城區擴展到全市,幫助了全市1800多戶失獨家庭找到團體溫暖、走出失獨陰影、重新擁抱生活。又如,經與教育部門協商,把瑞恩社工中心的“學校社工”項目進行重點推廣,為40多家中小學校提供校園文化營造、綜合素質拓展、心理隱患排查等嵌入式服務,100多位抑郁癥學生得到社工、學校和家長的及時關注。有位社工通過談心聊天、建立信任關系,成功阻止了一次學生自殺行為。

(三)政協協商參與社會治理靶向更精準、成效更顯著了。以各界別“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室為載體開展聯動協商,不僅讓社會組織擁有了結合專業領域、深入協商建言的聚光舞臺,也讓政協協商參與社會治理的支點、模式和內容得到進一步拓展,具備了更強的專業性、前瞻性和針對性,能夠及時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精準破解治理難題,助力提高公共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推動社會治理效能得到極大提升。聚焦“無序慈善”亂象,對于加強全市慈善資源的整合協調力度給出了具體建議,讓困難群體能夠“雨露均沾”獲得各方援助;針對無障礙設施維護、殘疾人就業創業、殘疾人社工培養等方面的難點痛點,提出了20多條富有建設性、創造性的解決思路,相關建議被市政府、殘聯采納;著眼移風易俗工作,餐飲、婚慶、殯葬三個行業協會與民政局、商務局、文明辦等同臺協商,就減少鋪張浪費、鼓勵厚養薄葬形成了具體方案,全市115個村完善更新了新的村規民約;關注全市12名“事實孤兒”成長,工青團婦界別會同社會組織,擬定了“夢想改造+”關愛計劃,每個孩子投資1萬元用于改造一個房間,探索物質幫助和精神關愛有機結合的幫扶模式,切實改善了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的學習生活環境;圍繞和諧醫患關系,推動制定了《醫院急診醫務社會工作服務標準》,讓醫務社工專業化、職業化、社會化三位一體工作模式得到推廣。

(四)政協聯系群眾的渠道更廣、凝聚共識的途徑更多了。社會組織直接聯系和服務基層群眾,形成了遍布社會各界的“神經末梢”和“毛細血管”,把政協委員同社會組織的人際脈絡對接并網,讓委員聯系界別群眾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緊密高效、條理清晰,使委員擁有了直接參與社會治理、創新開展履職工作的廣闊舞臺。不少委員反映:“以前寫建議需要對選題苦思冥想,現在對基層情況了解更透徹了,撰寫提案、調研報告和社情民意都是文思泉涌、信手拈來。”民間大量具有時效性、前瞻性、創造性的社情輿情破土而出,今年以來收集180多條有價值的社情民意信息。例如中共界別提出的《幫助老年群體走出“信息孤島”跨越“數字鴻溝”的建議》,最終推動了“智享時代·銀齡生活”關愛行動的開展,惠及老年群體超萬人;《加強對集宿區企業員工全方位個性化關懷的建議》,轉化形成了“園區交流聯誼會”,讓外來員工更有歸屬感,更好融入城市發展。此外,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機協同,還拓展了政協凝聚共識的途徑,搭建了宣傳政策、釋疑增信、化解矛盾的新平臺,推動了社會治理重心的下移與前移。例如,針對“廣場舞擾民”問題,與新成立的廣場舞協會開展協商,一方面發掘新增空余場地,一方面由協會引導會員自覺避開集中居住區,疏堵結合的方式獲得了跳舞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五)政協協商的內涵更豐富,與協商體系融合地更深了。深入踐行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更好發揮人民政協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汪洋主席關于“促進政協協商同其他協商形式的聯系配合”的要求。精準把握新時代人民政協的新方位新使命,在“政協協商與基層協商相銜接”廣泛鋪開的基礎上,找準時代的下一個風口浪尖,對于“推進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機協同”大膽探索創新、敢于先行先試,打造了具有太倉特色的創新品牌和協商案例,為相關工作總結了寶貴經驗,提供了可復制、可借鑒、可推廣的參考范本。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得以相互配合、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政協通過社會組織的觸角,更加深入基層反映民間訴求,促進多元社會問題的解決,實現政協協商與社會治理的良性互動;社會組織通過政協搭建的協商平臺和反饋渠道,促進協商的規范化建設,提高協商能力和水平,提升社會組織主動發現問題、有序開展協商、承接政府職能轉移、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從長期來看,逐步形成協商主體廣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程序規范、制度健全、成效顯著、保障有力、群眾滿意的“大協商”格局。一位社會組織的負責人,甚至把該項探索比喻為我國協商民主領域的一次“新基建”,可謂具有里程碑意義。

編輯:周佳佳

關鍵詞:協商 社會組織 政協 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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