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視第三次分配作用 完善中國特色慈善法規體系

—— 在第七屆全國社會保障學術大會上的主旨演講

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慈善總會會長 宮蒲光

同志們，朋友們：

在舉國上下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第七屆全國社會保障學術大會順利召開，深入探討“共同富裕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這一重大課題，分享交流社會保障領域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下面，我受鄭功成會長的邀請，就重視第三次分配作用、完善中國特色慈善法規體系談幾點體會，與大家分享。

一、 以慈善事業為主渠道的第三次分配，是推進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共同富裕列入重要的戰略任務。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僅需要通過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持續把“蛋糕”做大，還要在推動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中，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進一步把“蛋糕”分好，讓發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體人民。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以慈善事業為主渠道的第三次分配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第一，三次分配能夠有效促進社會資源在不同群體間均衡流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第三次分配”寫入黨的《決定》，是我黨對慈善公益事業在現代社會發展中重要作用的深刻認識，是黨和國家對慈善事業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大格局中特殊地位的精準定位，并賦予了重要的歷史使命。相對于市場根據要素貢獻進行的初次分配和政府體現國家意志進行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會成員在道德、文化、觀念等影響下，通過慈善事業、志愿服務等方式自覺自愿參與的社會資源和財富流動。與初次分配關注市場經濟效率、再分配以強制性行政手段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不同，第三次分配依靠“精神力量”，奉行“道德原則”，它通過人性的溫暖和友愛促進社會資源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微觀均衡流動，能夠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補充。

第二，三次分配能夠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慈善事業是現代社會運行中自我調節的一種具體方式，它聯接我國的基本制度(基本經濟制度)與重要制度(民生保障制度)，聯接突發事件應對與日常社會治理，聯接政府治理與群眾自治，是增強國家軟實力和社會凝聚力，促進社會文明進步，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徑。”這三個“聯接”是張春賢副委員長在浙江省慈善法執法檢查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它深刻揭示了慈善事業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城鄉、區域、不同群體間的財產收入差距將是長期存在的，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還有待提高，在發展中積累的一些社會矛盾交織疊加，對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發展慈善事業，培育慈善組織，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對于幫扶困難群體、解決群眾關切、化解社會矛盾、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意義重大。

第三，三次分配蘊涵著不可低估的社會價值和精神力量。從國際經驗看，以慈善為主渠道的第三次分配不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在提升公民社會責任與社會公德、促進社會成員互助友愛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我國，慈善既是高尚道德的社會實踐，又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和崇高精神境界的體現，更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密相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休戚與共、血脈相連的重要紐帶。”重視發揮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對凝聚社會共識和全國人民的精神力量，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 抓住我國慈善事業面臨的難得發展機遇期，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已經發生歷史性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下，我國慈善事業發展正面臨著難得的歷史機遇期。

(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我國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思想武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慈善事業的一系列精辟論述，是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政治保證和行動指南。早在主政浙江時他就提出：“樹立慈善意識、參與慈善活動、發展慈善事業，是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道德實踐”，“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無論是貧窮還是富裕，不管在什么條件下，不管做了多少，只要關心、支持慈善事業，積極參與慈善活動，就開始了道德積累。這種道德積累，不僅有助于提高個人和組織的社會責任感及公眾形象，而且也有助于促進整個社會的公平、福利與和諧，有利于增強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使社會主義榮辱觀在全社會得到更好的弘揚，切實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或署名文章中多次講到發展慈善事業，充分肯定了慈善事業的重要社會價值，指出了慈善事業在扶貧濟困、促進社會和諧、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慈善事業的一系列論述，闡明了慈善事業在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和前進方向，是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根本遵循。

(二)黨和國家對慈善事業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為慈善事業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完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優撫安置等制度，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婦女、老年人關愛服務體系。”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統籌完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優撫安置等制度”“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不僅將慈善事業作為我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行安排部署，還首次以“第三次分配”確立慈善事業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明確將慈善事業定位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黨中央進一步釋放新時代大力發展慈善事業的重大信號，為開創中國特色慈善事業、走向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提供新的戰略指引。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和今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將慈善事業放在社會治理大格局中進行安排，以慈善事業助力消除貧困、促進社會和諧、完善基層社會治理，突顯了黨和國家對慈善事業在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格外重視。

(三)我國慈善事業發展進入依法治善的新時代。2014年，國務院出臺《關于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這是國家層面第一份鼓勵慈善事業發展的綜合性政策文件;2016年，《慈善法》頒布施行，這是我國慈善事業第一部基礎性、綜合性法律，是全面依法治國在慈善領域的直接體現，是我國慈善法制建設的重要里程碑。此后，民政部聯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出臺了近20項配套政策，中央和地方共出臺400余份配套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標志著我國慈善事業進入了依法治善的新時代。去年，全國人大開展《慈善法》執法檢查，今年年初，正式啟動了《慈善法》修訂工作，充分表明了黨和國家對慈善領域法治建設的高度重視。

黨和國家對慈善事業的重視程度以及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對慈善事業的精準定位是前所未有的，這是推動慈善事業發展的強勁東風，也是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在國家治理中重要作用的難得機遇，作為慈善事業的參與者和理論工作者，我們對此不僅歡欣鼓舞，更應信心滿懷、干勁十足地為慈善事業發展獻計出力、增磚添瓦，貢獻我們的智慧和力量。

三、 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積極推動慈善領域法規政策體系建設

全面依法治國是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和戰略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慈善事業在內的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都必須在法治軌道上平穩有序推進。經過五年的實踐檢驗，修訂《慈善法》已經成為慈善工作領域和社會各界的熱切期盼。目前，慈善法修訂已列入全國人大立法工作日程，制定了詳細的工作方案，明確了修法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今年3月，社會建設委員會召開了啟動修法工作的專家座談會;還多次赴全國各地開展修法調研;前不久還專門委托民政部和四家學術研究機構、社會組織各代擬一份修訂建議稿。此外，一些學術科研機構聯合慈善組織，開展了慈善圓桌匯等不同形式的研討論壇，認真梳理總結慈善理論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深入探討慈善法修訂中面臨的現實問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下一步，完善慈善領域法規政策體系，加快慈善法修訂工作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好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思想理論問題，二是修法實踐問題。

首先，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加強頂層設計筑牢中國特色慈善之路的法治之基。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我們依法治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在慈善領域法治建設中，我們既要立足當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又要著眼長遠，瞄準體制機制等深層次問題加強頂層設計研究，筑牢中國特色慈善之路的法治之基。在修法工作中，我們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既要“積極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注重吸收國外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更要將中國的國情和事業發展的現實需要放在首位，完善慈善領域法規政策體系，在認真總結中國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探尋出符合中國實際的發展道路和制度設計，決不以“希臘羅馬”束縛我們的手腳，更不能以西方制度體系和規則作為我們立法修法工作的圭臬。要在修法實踐中，將現已存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慈善事業的獨特發展模式，總結歸納形成自己的發展道路，唯有這樣才能立出適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需要的管用之法、善治之法，才能依法治之力、積法治之勢，促進中國特色慈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其次，認真研究和回應慈善工作領域面臨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問題。立法和修法工作，本質上是通過制定修訂法律建立完善國家的制度體系和行業話語體系的過程，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深層次問題、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長期性制度保障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慈善事業走過了一段曲折的發展歷程。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和國家積極探索、大膽創新，注重學習借鑒國外慈善工作有益經驗，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慈善工作模式，同時在慈善法治建設上也產生了許多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實踐問題。比如關于慈善法的法律定位問題，目前的慈善法實質上是一部慈善組織法，是否需要通過修法使其成為涵蓋廣泛、規制全面、增強激勵的慈善事業促進法;建立慈善事業統籌協調機制問題;網絡慈善的行為界定、平臺性質與責任、監管體制機制問題;重大突發事件應對中慈善組織的作用發揮問題;社區和宗教團體(場所)從事慈善活動的法律資格問題;個人求助是否應納入慈善行為的問題;大災之際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公募資格問題;黨政機關有組織的捐款與慈善捐贈自愿原則之間的關系問題;慈善事業監管中的資格認定、簡化程序、優化方式，建立慈善統計制度，慈善財產分類等問題;還有全國慈善會系統的特殊性問題，這些都是在我國慈善工作實踐中存在的具體問題，都需要在修法過程中深入研究、認真回應，做出符合國情、符合事業發展實際的規范。

我相信，在黨中央、全國人大的高度重視下，經過有關部門、慈善領域專家學者以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慈善法修訂工作一定能夠取得預期的成果，不斷趨于完善的中國特色慈善法規體系一定能夠在建設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中發揮更大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