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親自主持召開了由33位全國各地的著名科學家、教授以及科學和教育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鄧小平決定恢復中斷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統一戰線工作逐步恢復起來，開始平反部分冤假錯案。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黨和國家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統一戰線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統一戰線是我們的一項寶貴財富”

——黨的統戰工作逐步恢復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十一大在北京召開，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重申要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1977年12月27日至29日，全國政協第四屆第七次常委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在會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葉劍英作了重要講話，指出：建國28年來，統戰工作成績是巨大的，各民主黨派是作出了貢獻的。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法寶，中國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是我們的一項寶貴財富，我們要繼承下來，發揚光大。

葉劍英在講話中重申了黨同各民主黨派要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要恢復、發揚統一戰線民主協商的優良傳統，善于同黨外人士合作，虛心聽取黨外人士的批評和意見，要正確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僑務政策、宗教政策等等。號召把人民政協、各民主黨派、有關人民團體的工作活躍起來，為繼續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和完成統一祖國大業作出貢獻。

這次會議標志著粉碎“四人幫”后，政協組織和統一戰線工作的恢復。

1978年2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這次會議是政協全國委員會在停止活動10年之后召開的首次會議。

大會一致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章程》重申了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統一戰線組織的性質；《決議》號召政協各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一步清除“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發展革命統一戰線，加強各族人民大團結，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解放臺灣、統一祖國，在本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共同奮斗。大會一致選舉鄧小平為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烏蘭夫等22人為副主席，齊燕銘為秘書長，丁光訓等243人為常務委員。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了講話，強調在實現新時期總任務的斗爭中，在向四個現代化的偉大進軍中，要發揮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

“有反必肅，有錯必糾”

——平反冤假錯案與撥亂反正逐漸開展

在政協組織和統戰工作恢復的同時，平反冤假錯案與撥亂反正成為這一時期統戰工作的重要內容。

“文革”起初是從破“四舊”開始，知識界成為重災區，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被打倒在地。這一時期，黨中央為在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擊、誣陷、迫害的科技、文教領域知名人士平反，如經濟學家馬寅初，數學家熊慶來，氣象學、地球物理學和空間物理學家趙九章，歷史學家吳晗，化學家傅鷹，建筑學家梁思成等。

1978年10月至11月，中央組織部分批召開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11月3日，中央組織部發出《關于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幾點意見》，客觀地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狀況，指出目前中國知識分子隊伍已經發生了一系列根本的變化，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對知識分子要做好復查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使他們有職、有權、有責，政治上要關心知識分子，要努力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更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

文件下達后，各地區、各部門開始逐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這些政策的落實，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熱情。知識分子心情舒暢，科學知識和聰明才智有了用武之地，知識分子施展才華的機遇來到了，中國大地科學的春天來到了。

為調動全社會的積極因素，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采取了多種措施調整各方面的社會關系。其中兩項重要內容就是為右派分子“摘帽子”和解決原工商業者被查抄財產發還問題。

到1978年，“估計全國大約還有右派分子10萬多名”未摘掉右派帽子。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公安部《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提出：切實做好對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工作安置。但報告仍重申一般不搞甄別平反的規定，即完全沒有右派言論和行動的人，才實事求是予以更正。

1978年5月開始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大討論，打開了對右派分子不搞甄別平反的禁區。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貫徹中央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時明確提出：

對于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方針，已經發現劃錯了的，盡管事隔多年，亦應予以改正。改正錯劃右派工作由此得以推開。

文化大革命中，原工商業者被當作專政對象，銀行存款（主要是定息）被凍結，財產被查抄，企業行政職務被撤銷，工資被削減。粉碎“四人幫”后，人們強烈要求撥亂反正，落實政策。

1977年7月15日，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于對上海民族資產階級分子被查抄財物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提出對上海市3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的7800多戶資本家的被查抄財物予以退還。10月4日，中共中央批復并轉發了上海的請示報告，同意發還。

1978年四五月間，應上海市委的要求，中央統戰部由副部長童小鵬帶隊，組織調查組去上海調查研究落實原工商業者政策問題。

中央統戰部調查組于11月又先后到北京、天津、上海和廣州邀請約300名職工及工會、交通、財貿、銀行等有關單位負責人，進行了40余場座談，廣泛聽取了職工、干部的意見。中央統戰部12月4日報告中共中央，認為各項贖買政策應予盡快落實。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的第四天，便迅速向全國轉發了上海市委的《請示報告》。這就為全面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鋪平了道路。

與此同時，民族工作機構和政策恢復建立、宗教場所陸續恢復開放，并糾正了歧視“海外關系”現象。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真理標準大討論推動統一戰線思想解放

落實政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但還要不要繼續推進、全面落實，成為黨內外極為關注的問題。

由于“左”傾錯誤的影響還未肅清，一些地方在落實政策工作中遇到不少阻力、困難。有的同志思想僵化，不去實事求是地研究情況，很多問題都采取拖的態度；有些同志心有余悸，不敢認真抓落實政策工作；有的人過去曾參與一些案件的錯誤處理，現在考慮個人得失，怕糾正這些錯案會否定自己；還有些干部怕某些案件平反后經濟上需要補償，因此把案件掛在那里。社會上也有人對黨的統戰政策不滿意，有人認為，一些政策照顧了資產階級，損害了工人階級利益，甚至責備統戰部門是搞“投降”。以上種種情況都直接影響著黨的各項統戰政策的全面落實。

1978年5月開始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推動了統一戰線的思想解放。廣大統戰干部和統一戰線成員積極參與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普遍感受到解決統戰工作中的思想混亂問題已成為人們的共同期待。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之前，中共中央召開了為期36天的工作會議，鄧小平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重要講話，對半年來黨內外熱烈開展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作了總結，強調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順利發展。

這篇綱領性講話提出了當時實現歷史轉折和進行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最重大、最關鍵的問題，實際上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明確了會議的指導思想。

在中央工作會議充分討論并達成共識的基礎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決定意義的成果：恢復和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將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提出必須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的偉大功績，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從此，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統一戰線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