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流傳著“東山少爺，西關小姐”的俗語。東山，曾經是廣州的華僑、軍政、官宦人家的聚集之地。漫步在東山的街道上，黃墻紅磚，綠樹成蔭，時不時能看見“熱情似火”的三角梅從圍墻里探出，仿佛在招呼你上前探尋舊日時光。

在眾多的花園洋樓中，一棟正在施工的磚紅色樓房略微顯眼——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它很“年輕”，因為原址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日機炸毀，現有建筑是2006年修復的，目前正在改擴建。同時，它也頗具“歷史感”，因為在這里，促成了國共第一次合作，開啟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先河，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更加廣闊的歷史舞臺。

時間回到98年前，中國革命風起云涌，既呈現出大潮澎湃，又蘊藏著暗流洶涌。剛成立兩年的中國共產黨舉步維艱：京漢鐵路工人運動剛剛失敗，工人運動走向低潮……

“這讓共產黨人意識到，單獨靠自己的力量來開展革命很難，需要團結其他力量合作。”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省政協委員楊琪告訴記者，當時國內只有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目標是比較契合的，而且孫中山所在的廣州環境也相對安全。于是，廣州成了中共中央選中的“基地”。

在廣州新河浦涌邊上，坐落著三棟中西合璧的老建筑，中間那棟便是中共中央機關舊址——春園24號。1923年4月，中共中央機關移駐廣州，春園成了黨中央的活動場所。中共三大期間，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張太雷、瞿秋白等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都入住春園24號。直至1923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才由廣州春園遷往上海。

對于中共中央機關曾經移駐廣州的事情，世人了解得并不多。20世紀90年代，時任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的曾慶榴曾參與《中國共產黨歷史》一書的編撰工作，他強烈建議，把此事寫進書里。“廣州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史實，體現了廣州在中國革命史、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這不僅是一頁重要的歷史，也應當把它看作是一張文化‘品牌’，對于提升廣州的名城地位，是有意義的。”

順著略陡的樓梯走上春園二樓，客廳明亮寬敞，但房內的擺設不過是床、柜、書桌、風扇等必備物品。當時，由于資金有限，代表們從全國各地來到廣州，有的需要自己籌集路費。為了安全和保密，代表們到廣州后還要喬裝一番……雖然代表們的生活十分簡樸，但就在這里，他們討論修改了中國共產黨黨綱、黨章問題，起草大會的宣言和各項決議草案。為推動國共合作，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在春園居住期間，曾數次前往廖仲愷家中會談。孫中山也曾坐電船到春園，與蘇聯顧問鮑羅廷會晤。

“春園以其獨特的視角見證了中國歷史變化的重要時刻。”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館長朱海仁說，中共中央在遷駐春園的短短數月間，不僅直接指導中共廣東地方組織開展工作，還籌辦召開中共三大，確定了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有力促進了中國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

中共三大的會址，距離春園不到200米。由于新中國成立前黨的活動大多秘密進行，史料中對中共三大會議地址的記錄，也多是以“廣州東山”概括，具體位置，語焉不詳。從1923年至1972年，整整49年，中共三大會址究竟在哪，一度成為中共黨史的一段不解之謎。直到1972年，廣州市紀念館博物館對該會址的一次大規模持久調查結束，謎底才徹底揭開。

2002年，曾慶榴多次呼吁修復中共三大舊址。“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廣州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它的意義這么重要，應當盡快修復。”于是，才有了2006年建成開放的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

中共三大會址遺址廣場矗立著一方深紅色石碑，上面鐫刻著“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和“全中國國民革命者聯合起來”的字樣。石碑下方，透過厚厚的玻璃板，可見一些陳舊的地磚墻基。這就是中共三大會址的建筑遺跡。記者默默地注視遺址，仿佛有穿越時空、遇見前賢的奇妙感覺。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短短9天會期，有3天都在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

這次會議曾發生激烈爭論：有些人反對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尤其反對工人加入國民黨；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全體黨員、產業工人都應參加國民黨，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

1923年，毛澤東第一次來廣州，就是來參加中共三大。他積極贊成共產黨同國民黨建立反帝反封建軍閥的聯合戰線，也不同意“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觀點，主張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

“中共三大就是一個充滿爭論的會議。”曾慶榴表示，中共三大是黨史上一次重要會議，會議充分發揚民主，允許發表不同意見，允許爭論，允許對黨的主要領導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地批評，當然也有自我批評。

當時，蔡和森與向警予夫妻二人在國共合作問題上有著不同的見解，經常是從會上爭論到會下，甚至回到住處仍然繼續爭吵。而同住春園的毛澤東則成了勸架的“和事佬”。

最終，大會以21票贊成、16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雖然大家有爭論，但最后能夠堅決執行黨的決議，這是共產黨的光榮傳統。只有凝心聚力，我們黨才能發展，事業才能進步。”楊琪說道。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對“黨內合作”的評價是：“這既有利于國民黨的改造，使國民黨獲得新生；又有利于共產黨走上更廣闊的政治舞臺，得到鍛煉和發展。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黨的三大的重大歷史功績。”

“從黨的一大到三大，兩年之間，黨實行了三個轉變：革命的性質從實行社會革命到進行國民革命的轉變；革命任務從推翻資產階級，沒收一切機器、工廠，由勞動者重建國家，到反對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轉變；國共關系從排拒國民黨到聯合國民黨的轉變。”曾慶榴說，這三個轉變是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國情，總結實踐經驗，勇于實行理論創新、觀念更新、方針政策轉變的結果。“中共三大是成功解決中國革命面臨的重大問題、推動了黨的發展、從而也推動了歷史向前發展的十分重要的會議。”

確定了國共合作的方向，具體如何落實？曾慶榴告訴記者，中共三大后，為貫徹執行三大的決議，廣州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主動加入了國民黨，從而帶動了大批進步分子加入國民黨，并踴躍到國民黨中工作。“同志們奔走于國民黨中，異常忙碌。”在共產黨員、青年團員的積極參與下，在很短的時間內，廣州各區自下而上地組建起國民黨的區分部、區黨部。

“當時，這被稱為是一場‘試驗’，是為實行國共合作摸索經驗，種‘試驗田’。在建立國共合作的進程中，廣州先行了一步。這是發生在廣州的、與黨的三大密切相關的又一個歷史結點。”曾慶榴說。

黨的三大將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原則和國共黨內合作形式向前推進了一步。大約6個多月后，仍然是在廣州，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孫中山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是中國共產黨實踐統一戰線的重大勝利，年輕的共產黨從此把這個法寶緊緊攥在手中。

98年前，一群共產黨人從五湖四海秘密趕到廣州，為了共同的理想，匯聚于此。98年后，廣州東山搖身一變成為了網紅之地，春園旁邊開起了咖啡店，逵園被改造成藝術空間對外開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到這里“朝圣”“打卡”。那個神秘的會場、那場激烈的爭論、那群激揚的共產黨人……那么遠，又如此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