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是幾代人為之獻身的偉大事業，它給我們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財富，共同鑄就了中華民族的脊梁。

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杜祥琬

“中國（窮得）三個人穿一條褲子，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中國種的是‘蘑菇云’，收獲的是‘鵝卵石’。”但就在蘇聯毀約停援5年后，1964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在大漠深處爆炸。若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獲知這一結果，或許會為當初的斷言懊惱不已。

兩年零八個月后，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

沒有任何資料，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對西方國家來說，中國以驚人的速度，研制出包括原子彈在內的“兩彈一星”，是一個科學奇跡，更是一個不解之謎。

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兩彈一星”是幾代人為之獻身的偉大事業，它給我們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財富，共同鑄就了中華民族的脊梁。

面對嚴峻形勢，中國人要造出核盾牌

原子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出現的新式武器。由于它威力巨大，一經使用就震撼了世界。20世紀50年代，美國發動侵朝戰爭，揚言要用原子彈封殺中國，并在日本部署核武器。

“你們要保衛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自己擁有原子彈。” 面對核壟斷、核訛詐、核威脅，1951年，遠在法國的核科學家“小居里先生”請他的中國學生楊承宗回國后給毛澤東主席捎句口信。

面臨嚴峻的國際形勢，我國領導人也意識到，必須擁有核武器，制造自己的核盾牌。

1955年1月15日，這是我國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天。這天，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這是中央專門討論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一次歷史性重要會議。

這個沒有文字記錄，也沒有拍攝照片的絕密會議，可資佐證的是周恩來總理寫給毛澤東主席的一份報告，以及后來會議親歷者的回憶。

會上，領導人聽取了關于我國核科學研究人員、設備和鈾礦、地質情況以及所需條件的匯報。最后，毛澤東主席說，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一個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就這樣定了下來。

當時，抗美援朝戰爭剛剛結束，大規模經濟建設剛剛開始，我國經濟力量還十分薄弱，科學技術和工業基礎還十分落后，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高瞻遠矚、審時度勢，以最大的魄力，毅然做出了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歷史證明，這個決策極其英明。

1961年夏天，中央實行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這種情況下，原子彈是繼續“上馬”還是“下馬”，有了爭論。

對此，聶榮臻元帥說：“我們現在需要科學技術，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軍隊一樣，‘兩彈’不應下馬，應該攻關。”

有了堅強的領導，夢想起航。

一窮二白下，數十萬人合奏“交響樂”

“兩彈一星”，這曲改變新中國命運的交響樂，是數十萬人用生命合奏出來的。

被國家選擇，也被歷史選擇，很多人的人生軌道因此被改變。

杜祥琬小時候的夢想是研究天文學，結果一輩子投身核物理。

1960年6月，后被授予“兩彈一星”元勛稱號的陳能寬突然接到通知：他要調入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在他并不熟悉的爆轟物理領域，近乎白手起家，參加我國核武器研究。從此，他隱姓埋名長達1/4個世紀。

1961年1月，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錢三強把后來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于敏叫到辦公室，非常嚴肅、秘密地告訴他，希望他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這次談話，改變了于敏的人生道路。一個月以后，35歲的于敏被正式任命為“輕核理論組”的副組長。

在一次次從零開始的艱難抉擇面前，人稱“奇女子”的王承書用三個“我愿意”肩負起了國家的重托——研制原子彈的核心燃料高濃鈾，用一臺已經銹跡斑斑的手搖計算機，計算出海量的數據。

“兩彈一星”背后，更多的是數以萬計的無名英雄。

中國制造原子彈的第一塊鈾礦石來自廣西。為了這塊將要開啟中國核工業發展道路的石頭，十幾名地質隊員付出了生命。

1958年，鄧小平同志批準建設“核工業第一批廠礦”的七一一礦，自此拉開了新中國天然鈾生產的大幕。

不過，開發鈾礦是中國過去沒干過的事，應用的是新技術，碰到的也都是新問題。

設備不足、人才不足，建設者們只能依靠自己，摸著石頭過河，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建礦最早、當時出產鈾礦井鈾礦石最多的七一一礦工作人員，為此做出了巨大犧牲，包括長眠于此的74位為找鈾采鈾捐軀的勇士。

在這曲改變新中國命運的交響樂中，北京第六研究所（現中核集團核工業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彈奏的是“序曲”——生產制造原子彈的原料二氧化鈾。

1960年7月，當莊興海等人滿懷豪情來到北京第六研究所時，蘇聯專家已于當年6月突然提出終止合作、帶著資料回國。

莊興海回憶道，生產廠籌建初期，除不銹鋼為進口，陶瓷缸、陶瓷泵、搪瓷攪拌槽、動力裝置在內的材料設備全部實現國產，并因陋就簡采用了一些閑置設備：買不到不銹鋼閥門，就用試制的不銹鋼拷克替代；一時設計不出正規的熱分解爐，便設計制造簡易的二氧化鈾煅燒爐，并用耐火瓷管代替供應有缺口的耐火磚。

正是靠一股自力更生的干勁，硬拼無數個日日夜夜，建成了二氧化鈾簡法生產廠。

到1962年底，這個名字里既沒有“礦”也不帶“廠”的單位，提供了噸量級的高純度二氧化鈾和四氟化鈾，加速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進程。

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原所長李德元曾回憶道，即使是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舉足輕重的人物——彭桓武先生當時也并不知道氫彈是什么樣子。為搞清氫彈“模樣”，大家做過現在看來很“蠢”的事——把好幾個月的《紐約時報》借來，一頁一頁翻，希望找到蛛絲馬跡，可惜什么也沒有找到。

這些探索者手中只有最基本的物理學原理，主要“兵器”是一張書桌、一把計算尺、一塊黑板、一顆火熱的心、一顆不知疲倦的大腦。

北京花園路三號院14號樓，我國頂尖科學家曾在此為研制氫彈拼搏了兩年多。

當時規定，每天晚上下班前要把所有材料統一存放在保密室，按張領取的草稿紙用完也要統一回收再由專人燒毀，一切工作只能在辦公室完成。

那時，所有人都主動加班加點，以至領導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晚上十點規勸工作人員下班。許多人抹不開情面假裝離開了，瞅個空子又回到辦公室繼續挑燈夜戰。

在日復一日的計算中，科學奇跡誕生了。

前方喜訊頻傳，大國實力得到顯著提升

1964年10月16日下午，那是至今讓中國科學院院士胡仁宇印象深刻的日子。

當時，包括胡仁宇在內的剛從爆心撤回來的參試人員，被安排在離爆心幾十公里處的一個小山坡上。當聽到廣播里發出“起爆”的指令后，大家起身轉向爆心方向，看到遠處火球翻滾、蘑菇云冉冉升起，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現場歡快激動的場面，胡仁宇至今難以忘懷。

僅僅26個月后，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一朵巨大無比的蘑菇狀紫色煙云產生的強烈沖擊波卷起沙塵，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戈壁灘。

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那一刻，于敏并沒有在現場，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的他，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計算的結果完全一致，長長地舒了口氣。

從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到氫彈爆炸成功，我國僅用時26個月，創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紀錄。這對超級大國的核訛詐、核威脅是一記漂亮的反擊。

1999年，《紐約時報》以3個版面刊出特稿：中國是憑本事還是間諜來突破核武器發展？

當時接受記者采訪，于敏指著報道說：“這句話說對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國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開始定的方針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1970年4月24日，歷經艱難攻關，我國首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被送上了天。

雖然“東方紅一號”衛星的功能十分簡單，其成功發射的意義卻遠遠超出了一顆衛星本身。可以說，它是中國航天史上的一座豐碑。

“東方紅一號”使我國成為繼蘇聯、美國、法國和日本之后，第五個成功發射衛星的國家，打破了西方大國對航天技術的壟斷，大大提高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威望，為國人樹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同時，它的研制為后續航天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探索了工藝流程，培養了人才隊伍，為中國航天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體系。

更重要的是，“東方紅一號”研制攻關過程中凝練出的精神財富，構成了我國“兩彈一星”精神和航天傳統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激勵著后來一代代中國航天人奮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