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南京3月23日電 題：“丟臉”困境何解？司法機關：法來了

作者 王金艷 盧志堅 申冉

手機解鎖、支付轉賬、交通安檢、考勤打卡、購物消費、日常娛樂……無處不在的“掃臉”攝像頭，正在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這樣的日常，卻令人們隨時隨地“無意識”“丟”了臉。

面對海量被盜取的“臉部隱私信息”，司法機關已經開始關注……

售樓處“套路”新：購房者進門就“丟臉”

不久前，打算購買婚房的蘇州市民陳某和朋友走進當地某樓盤售樓處，在了解了價格、戶型、地理位置等信息后，陳某覺得房子性價比較高，便與銷售詳談，詢問相關的優惠信息。

銷售告訴陳某，樓盤沒有其他優惠，除非是中介帶過來的會有“返點”。“這不簡單，我下次找個中介過來，不就可以了。”陳某笑著說。“那不可以的，您剛才進來的時候已經被我們的人臉識別系統記錄了，下次再來我們就知道您不是中介帶來的客戶了。”銷售指著門口的攝像頭說。

“啊？那不是安保的攝像頭嗎？你們怎么不早說！”陳某驚訝之余覺得自己被坑了。“如果每個客戶都像您說的那樣，知道了消息就去找中介來，那我們要付出多少不該給的‘返點’呀。人臉識別系統就是為了幫我們區別自訪客戶和中介渠道客戶的。”銷售解釋道。

無奈交付了房屋定金的陳某，在走出售樓處時看了一眼頭頂的攝像頭，隱隱覺得不妥。隨后，陳某向相關職能部門反映了售樓處侵害個人隱私的行為。

人臉識別系統被濫用：無處不在的“無感抓臉”

針對陳某的投訴，蘇州市相城區檢察院第四檢察部檢察官對轄區內售樓處安裝人臉識別系統情況展開調查，隨機走訪了轄區內多個小區附近的近10家中介機構，得到的回答均是客戶如果自行前往售樓處后再由中介帶看，均有可能因為被人臉識別系統區分，而售樓處的門口或者樓內卻沒有相關人臉識別的明顯警示。

對于這樣的違規行為，檢方立刻行動，不僅對房產銷售機構違法收集人臉信息案立案調查，同時還向當地房產銷售主管部門發出檢察建議，要求房產銷售主管部門履行職責，及時制止售樓處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事實上，購房者小陳的遭遇并非孤例。

人臉識別技術在國內的應用早已從公共安全領域擴展到商業領域，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手機解鎖、支付轉賬、交通安檢、考勤打卡甚至購物娛樂，應用場景隨處可見。

例如，此前有某地購房者戴著頭盔去看房，就是意識到臉部信息被售樓處非法截取的危險；被不少網友刷屏取樂的“螞蟻呀嘿”換臉游戲、換臉短視頻剪輯軟件等，只需要提供個人臉部照片，就可制作視頻，也受到網警和網絡信息管理部門的關注，接連被禁；更不要說，無論是商場、超市、樓宇或是活動場所里，無處不在的掃臉安檢，背后的臉部信息管理令人擔憂……

“人臉信息作為個人生物識別信息非常重要且極為敏感，一些商企在未向消費者告知并經消費者同意的情況下，基于商業目的，擅自收集、使用消費者人臉信息，侵犯了公民個人信息受保護的權利，也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肖像權、隱私權。”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檢察院第四檢察部主任何俊強提醒，“更為重要的是，在無妥善的管理機制和防范措施下，收集的個人信息存在泄露風險，無法確保信息安全。”

所幸，根據主管部門的反饋，目前，相關房地產企業已對相關系統和設備進行了拆除，擅自收集的人臉信息也已被全部刪除。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法律法規“補漏防患”

信息安全問題引發的公眾擔憂已經受到司法界關注。

江蘇省檢察院第七檢察部主任周合星解釋，人臉信息屬于個人獨有的生物識別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變性。基于物理特征的個人生物識別信息還包括指紋、掌紋、虹膜、視網膜、手形、人耳等。“這些生物信息涉及個人的財產安全、隱私安全等，一旦泄露，將給用戶帶來不可控的風險和損害。”

“我們注意到，個人信息保護之所以面臨嚴峻挑戰，與前置法律法規不健全、監管措施缺位乏力、個人保護意識不足等多種原因有關。”江蘇省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副主任柳慧敏則指出，如何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妥善運用人臉識別技術，在有效性和安全性之間尋求平衡，需要在立法、執法、監管等層面建立多維度的立體防護體系。

事實上，近年來，我國已經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比如：2017年6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將個人生物識別信息納入個人信息的范疇，確立了“誰收集，誰負責”的原則。

2021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明確了公民個人信息處理原則和條件，處理個人信息的，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并征得該自然人或者其監護人的同意。

正在征求意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再次明確了“告知—同意”為核心的個人信息處理規則。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的《個人信息安全規范》也明確規定收集人臉信息時應獲得個人信息主體的授權同意。

國家網信辦發布的《常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App)必要個人信息范圍(征求意見稿)》顯示，各類型App需要的必要個人信息中均不涉及人臉、指紋等生物識別信息。

隨著法律法規的逐步完善，在執法、監管層面如何有效落實也值得深思。

對此，蘇州市相城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史軼晴認為，“人臉”信息的采集和使用應遵循“最小必要”原則，可以通過場景分類、信息分級等手段，為“人臉”信息的安全加碼。

柳慧敏則強調，一些企業在收集、使用人臉識別信息不守規矩，職能部門應肩負起督促企業履行網絡安全保護義務的責任，同時行業內的自律性規范也必不可少。

此外，依然有很多人對個人信息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權利意識淡薄，很多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涉及大量被害人，報案的被害人卻鳳毛麟角。

“這變相鼓勵了相關涉案公司目無法紀，公然實施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柳慧敏認為，要通過精準有效普法，增強公民對個人信息的權利意識，從源頭預防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

“新技術產生的問題還需要技術來解決，可以考慮通過數據脫敏、隱私計算、分散儲存等技術手段加強生物特征信息保護，提升風險技防能力。”周合星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