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四月間，西藏林芝境內漫山遍野的桃花美不勝收。江子在《去林芝看桃花》一文中寫道：“一路上它大片大片地盛開，它向著我奔跑。好像是它終于認出我來，然后相邀著更多的桃花來與我相認。”新華社記者 晉美多吉攝

讀江子的散文集《去林芝看桃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發現他始終試圖在歷史和當下之間建立聯系。他的筆觸，并非膠著于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挖掘與重現，而更在意歷史對現實時空的影響。他的筆下，這種影響因子無處不在。古往今來那些偉大的名字，著名的景觀，無論多么令人炫目，必須和當下還有著關聯，進入某一地域乃至更廣闊時空范圍的文化品格、文化氣韻的鑄造，才能進入他的視野。

這一點，其實正如他在《去梅雨潭》一文里寫到的，“親近山水，擁抱自然，歷來是中國文人的本能。……清代張潮如此闡述過文學與山水的關系：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文章是案頭之山水。那些涌動，聳立或者流淌的山水，是構成一個地方文化品格的重要元素”。

無論是行走還是思考、寫作，江子看起來似乎是信馬由韁的。所有的風景、古跡，在他的筆下，都是以某種猝不及防之勢撞進了視野。在《去林芝看桃花》一文中，他這樣寫自己和桃花的相遇，“一路上它大片大片地盛開，它向著我奔跑。好像是它終于認出我來，然后相邀著更多的桃花來與我相認”。他在《初識香云紗》中，寫自己是“跟著人群往前走”，才走進一間并不整潔的廠房，他皺著眉頭打量布滿四周的銹跡和泥濘時，才被告知此處正是香云紗的生產場地。但是，正是因為這種似乎漫不經心的相遇，在經過最初的心靈震顫后，古跡、古物中隱藏的歷史，對他的寫作欲望的激發才更加猛烈。

從某種意義上說，江子的這種寫作，也是“套路化”的。在一篇文章的開篇階段，他在勾勒出某處山水景觀、古跡風物的現實情狀后，總是營造出一個類似于劇場的空間結構，這時，他的創作個性、眼光和思緒開始出場，開始向大地的褶皺、向歷史的縱深處去打量。在《草木深》中，他寫道：“與歷史結緣的草木從時間的絞殺中成功突圍，成為了歷史的幸存者和闡釋者。它們的每一片葉子的葉脈，都通向歷史深處，風過時它們發出的每一次喧響，都是歷史的回聲。”

在逐漸沉潛入歷史的過程中，他始終以一種拾級而上的思想步伐，對歷史建立個人式的認知，繼而打通歷史和當下場景的隱形關聯，最終呈現給讀者的是把對歷史的想象與理解，融入個人精神空間的整個過程，這顯然是一種難度更大、更具挑戰性的寫作。對于江子來說，歷史是動態的、活潑的，仿佛是一個可以隨時告訴他各種世間奧秘和人生智慧的鄰家長者。他筆下的山水古跡，不僅凝聚了歷史煙云的變幻，更成為歷史表層下的河床，影響著某一地域的文化走向。這也正如他來到位于浙江建德的青柯院——手抄本《聊齋志異》首次完整刊刻的地方，在了解這部古典文學名著異常艱辛漫長的刊刻歷史后，他所寫到的這樣一段古代文人學者致力于文明薪火傳遞的“令人心酸又溫暖”的故事對后人后世的影響，“這個故事中有血緣，有地緣，有江湖，也有廟堂，有落第秀才，也有官員、文化學者和富商。它地跨南北，時跨百年。在這貌似瑣屑的俗世之中，有一種隱形而強大的意志，秘密傳遞著文明的薪火，進行著文明的辛苦接力，全力托舉著聞名的信物，抵達了永恒之境，成為永不磨滅的民族文化記憶”。

江子的這些作品，最大程度地壓縮了對風景本身的描述，一次次地對實景采取極簡主義的處理方式。那些希望把游記散文當成旅游指南來看的旅游愛好者，并不是江子最期待的讀者——盡管出現在這本書里的林芝、玉龍雪山、賽里木湖、喀納斯等地，都是驢友們所向往的目的地。這也讓我想到，很多游記散文的寫作者，其身份是二分的，先游客，再作家。但對于江子而言，二者都是模糊的。比起興高采烈的游覽者，他更像是一個心事重重的尋覓者。他不憚于用支離破碎的歷史碎片來困擾自己。但是，當讀者跟隨他從這些碎片中，重建起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邏輯時，能夠獲得比閱讀那些活色生香的游記類文章更多的快慰。

作為成熟的散文作家，江子的創作題材至今已經形成了明確的格局，包括基于井岡山革命歷史的紅色敘事，基于景德鎮瓷器燒造歷史的地方敘事，基于自己早年鄉村經歷和當前農村生活現場的鄉土敘事，以及匯聚于這本《去林芝看桃花》的歷史文化敘事。通過這本散文集，江子所一次次走進的，既是大地的褶皺，又是歷史與現實之間的縫隙。（邱振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