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8年5月底，伏爾泰逝世。7月2日，盧梭病故。就在這兩位啟蒙運動最重要也最家喻戶曉的先鋒旗手辭世之際，盜版業與印刷商們嗅到了金錢的味道，洞悉時事變化、深諳市場行情的他們很快意識到，必須在讀者痛失兩位精神領袖的時刻“主動慰問”，搶先推出、銷售他們的遺作和著作全集。于是乎，巴黎、里昂、日內瓦、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納沙泰爾等境內外的出版社迅速行動，一面參與到搶奪手稿的競爭中，一面派遣圖書推銷員展開環游法國的商業考察。

一場舊制度下外省城市的商務旅行

從7月至12月，法瓦爾熱先后到訪蓬塔利耶、隆勒索涅、布爾格、里昂、阿維尼翁、尼姆、蒙彼利埃、馬賽、圖盧茲、波爾多、拉羅謝爾、普瓦捷、盧丹、布盧瓦、奧爾良、第戎和貝桑松等主要城市，并深入考察沿途各市鎮，馬不停蹄地拜訪客戶、調查書商、打探消息、洽談業務、回收款項，同時保持著及時的信件、日志與報告書寫。正是這樣一段旅程中的記述，被長期耕耘納沙泰爾市藏檔案的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所意外發現，在近50000封信件與數以萬計的資料中，他還原了法瓦爾熱的出差經歷，連同這一時期出版社與各地書商的往來記錄、訂貨清單與銷售報表，從而呈現了一個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式的旅行故事。

盧梭去世3天后，納沙泰爾印刷公司便派出了推銷員讓-弗朗索瓦·法瓦爾熱。這家公司成立于1769年，得益于普魯士的庇護，在1776年《百科全書》的再版與重印中“撞大運”曾大賺一筆。但好景不長，1777年法國政府發布打擊盜版與走私貿易的禁令，要求海關、總包稅所和國內書商行會全力銷毀各類盜印、偷運、走私的圖書，再加上路易十六執政、內克爾改革和北美獨立戰爭，出版社需要盡快分散銷貨，同時評估內外形勢對業務的影響。

乍看之下，故事主人公是法瓦爾熱——納沙泰爾公司的旅行推銷員。如同這一時期的貨郎擔、施工隊、測繪師等眾多巡游法國的職業，它是在各類契機的促成下應運而生的：識字率的大幅提升，各地圖書市場的興起，皇家科學院的測量工程與地圖出版，路橋建設大躍進后的旅行便利等等。不過，在達恩頓看來，圖書推銷員這一行根源于十分獨特的需求，即“在自由尚不可求年代，讓讀者可以拿到書”。為此，他們不僅需要顧及產業上游的創作、出版與印刷，還要及時了解下游的產品征訂、分發、運輸、銷售與回款情況，其間種種越界、違法、交易與商戰信息更需時刻關注。法瓦爾熱可以說是最早一代的“產品經理”，他隨身帶著公司的最新目錄及樣品，推銷、拓展市場，調查同行、書商、承運人與攤販的業績與“信用”(confiance)，同時活用新教徒組織、熟人網絡和公司線人，搜集各類情報：都在賣些什么書，誰家印些什么書，讀者訂閱什么書。這也正是達恩頓史學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主題，即18世紀那些流行于法國的書籍是如何出現、生產、流傳，又如何在讀者那里被閱讀的？

來自地下圖書世界的“人間喜劇”

為講好這個故事，達恩頓沿用其一貫的口語化寫作風格，以引人入勝的情節來鋪陳敘事。從《啟蒙運動的生意》到《屠貓記》，再到本書《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他都試圖通過對出版商、盜印者、偷運人、小商販等普通人物的講述，“讓他們鮮活地展現在讀者面前”。這也是20世紀“新史學”運動的宗旨所在。與法國史學家納塔莉·戴維斯對16-17世紀法國社會文化的研究一樣，達恩頓不是依賴于檔案和數據統計基礎上的量化或系統研究(事實證明也不一定可靠)，而是選取大革命前夕圖書世界的幾個斷面——確切地說是廣大地區中18個城市的案例，這些個案研究逐一將暢銷書的定量分析與信件、報告、日志的解讀結合起來，并借由法瓦爾熱這位“以在18世紀的社會條件感知圖書需求并予以滿足為業的專家”的一段旅行呈現出來。通過他1778年在法國各地的推銷、拜訪、談判、交換貨品及秘密調查等活動，我們看到舊制度最后的一二十年里一幅幅千姿百態、酸甜苦辣、掙扎求存于圖書貿易行業的眾生相，他們中有書店主、承運人、偷運者、流動商販等，涉及人物眾多，單是詳細考察過身家背景、經營狀況、訂購書單與信件往來的就達25位之多。

這些求生于當地圖書市場的一個個底層人物，是達恩頓故事的真正主角。作者跟隨著納沙泰爾的推銷員，一路見證了全景式的行業生態與閱讀生活，而且穿插著橫向的地域比較與縱向的時段分析。達恩頓甚至時不時將過往著作中的“主角”(比如《啟蒙運動的生意》中的盜版商迪普蘭、《警探整理他的檔案》中的戴梅里)拉來“客串”一番，讓我們看到圖書世界里從哲人、寫手、商販到走卒之間的多樣生活，更是強調了這些場景、人物之間彼此交織的歷史關系網絡，基于這種閱讀史的網絡我們也可以推及到更深層次的關于近代法國文化的諸多思考：舊制度下的政治結構與社會形態、啟蒙運動的下行及其思想傳播過程、新型閱讀方式(城市的沙龍、俱樂部、咖啡館、外省及農村書商的讀書會、借閱室、故事會)與公共輿論的成形等等。

盡管法國當代著名史學家羅杰·夏蒂埃不贊同“書籍的力量必然導向啟蒙或革命的某種目標設定”，但不能否認的是，閱讀發展出了一種對舊制度及其生活的批判態度。達恩頓正是在這個維度上推進了20世紀以來的心態史研究，提出“觀念的社會史”路徑——即在啟蒙運動中的法國，觀念是如何在社會中發揮作用的，態度和價值觀又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在書籍產業的上游與下游之間，普通人又是如何努力生活的？

從本書所統計的結果看，1778年法瓦爾熱拜訪的商戶中僅有幾家得以維持經營到革命之后，大部分在1783年前后就已銷聲匿跡，他們同出版社的書信往來也戛然而止。這其中自然不乏個體因素，比如盧丹的馬勒布、布盧瓦的萊爾，這些失敗者的共性是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指望一夜暴富，過度下單，以致無法有效維持收支平衡。也有的是因為殘酷的同行競爭，雖然印刷商、書店之間有時會交換貨品，增加多方盈利的可能，但更多時候充斥著謊言、奸計、舉報與惡意傾軋。不過，這些不足以解釋：為何大部分的外省圖書產業在1780年代以后都走向了衰敗？

其實，達恩頓在書名中已埋下線索。隨著閱讀的深入，通過納沙泰爾推銷員的眼睛，讀者慢慢看到了一些更深層次的原因：首先，1777年和1783年的法國政府禁令對各地圖書產業是毀滅性的，借用馬賽大書商莫西的話就是：“十年后所有的零售書商毫無疑問都會破產。”其次，北美獨立、英法交惡，不僅造成貿易與經濟形勢的惡化，還帶來更直接的兩種負面效應：一是相較于買書，人們的錢更急于應對1775年后的其他危機——如歉收和失業；二是公眾更關心政治，在閱讀形式上貪多求快、粗枝大葉。最后，18世紀末，圖書出版所承載的時代使命似已到了力竭階段。為何？達恩頓在書中沒有明說，但不難推測：新的信息媒介與閱讀形式(報紙、雜志、小冊子)如同火山噴涌，其靈活、低成本、時效性與大信息量有效滿足了閱讀需要。人們不是不再喜歡圖書，而是被更新奇、快捷的出版形式慢慢征服了，后者也更適應當年暗流涌動的政治環境與社會輿論。與之相應，一度享受了啟蒙運動紅利的國內外盜印與出版也走向了末路。大革命來了，從邊境到法國各地的地下圖書世界反而消失了。在1778年旅行的五年后，法瓦爾熱同圖書產業告別，與兄弟經營食品雜貨生意去了。他的老東家納沙泰爾出版公司此時正瀕臨破產。

理解異域文化的“入門手冊”

對于讀者而言，理解18世紀法國的圖書世界無疑也是一場異國他鄉的“旅行”，就像1778年獨自上路的圖書推銷員一樣。對于法瓦爾熱而言，好在有《出版年鑒》(1777)、《卡西尼地圖》(1750-1815)、《法國實景錄》(1715)這些指南，可助他在陌生城市走家串巷、捕捉傳言。對今天的讀者而言，好在也有達恩頓的這本書，為我們理解近代法國的外省社會與閱讀文化提供了“指南”，而他本人則像機智的圖書推銷員，在這場學術之旅中不時用腳注列出自家和他家的“圖書目錄”，供讀者選擇，包括《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等。于是乎，達恩頓跟著法瓦爾熱，我們跟著達恩頓，完成了一場環法的文化之旅。對于意猶未盡者，達恩頓提供了進一步“訂閱” 的去處——www.robertdarnton.org，他就像18世紀外省的小書商，為了增強讀者持續參與的熱情，設立了一個私人借閱室。

原版書英文的主標題——ALiterary Tour de France，原是一種很傳統的敘事題材，從中世紀的王室巡游、學徒環法到近代興起的各類游記、旅行文學，都將人與土地的連接點作為布景，折射出一段時間內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結構，亦即達恩頓所說的“意義系統”。1778年，法瓦爾熱的環法考察只是這一時期無數商業旅行中的一段。種種跡象表明，大航海與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只會讓各類旅行加倍、加速，而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地的圖書產業與市場競爭也只會更殘酷更復雜，關于它們的解讀，則是在達恩頓關注之外、更大范圍內歐洲與世界的商業帝國與知識傳播史了。

(作者系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政府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